根据近年数据，老年人已经成为艾滋病特定风险群体，患病人数迅速增长。性行为隐蔽、性教育空白，构成了老年人性传播疾病的防控难点。
撰文 | 凌骏
最近几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蔡卫平明显感觉到，在他管理的艾滋病患者中，老年人的数量出现了明显上升。
这样的情况大约始于2017年。“在门诊新发现的感染者中，如今中老年人的占比也在增加，已经超过了50%。”蔡卫平告诉“医学界”，商业性行为是主要的感染渠道，安全套的使用比例很低。
蔡卫平的观察并非个例。
根据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学者们发布于《柳叶刀》的最新调查，2014年至2022年，大部分法定报告传染病在老年人中均有所下降，但性传播疾病除外，梅毒的年发病率从第四位上升至第三位，艾滋病毒则从第八位上升至第七位。
在3月7日的两会上，江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刘晓青指出，根据近年数据，老年人已经成为特定风险群体。大学生患艾滋病比例这几年在下降，老年人还在迅速增长，艾滋病群体的传统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王丽娟主任医师对“医学界”表示：“医疗发展延长了人均健康寿命，性活跃期也随之延长。然而，社会对老年人性需求的认知并未同步提升。如果缺乏相应教育、干预和政策支持，他们的感染风险就会增加。”
感染人数持续上升
蔡卫平从事艾滋病防控工作已有30年，他告诉“医学界”：“早年间，艾滋病感染者以血源传播、吸毒的年轻人为主。后来异性性传播病例增加，也主要在年轻群体。直到最近10年，老年感染者才开始增多。”
在老年感染者中，男性占到大多数。他们有些是丧偶的老人，有些则多年没有夫妻生活。
“我见过不止一例的类似情况，他们的感染途径，多来自四五十岁的性工作者。与年轻人可能经历近10年的感染潜伏期不同，老年人从感染到发病的周期通常较短，约为3年，由此可推断感染发生在近些年。”蔡卫平说。
前述发表于《柳叶刀》的论文指出，老年群体中，男性性传播疾病患者数量是女性的1.56倍，在60—64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针对艾滋病的发病率，男性直到74岁才迎来下降拐点，女性则在65岁，西南地区的患者比例最高。
2023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学者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同样提到，60岁以上HIV感染者人数，从2015年17400余例上升到2022年2.7万余例，主要集中在西南和华南地区部分艾滋病疫情较重省份。
或许是由于城市管理日趋规范等多种原因，王丽娟告诉“医学界”，在北京市累计的艾滋病病例中，由商业性行为造成的异性传播占比较少，但男男性行为传播约占75%以上，新报告病例中甚至接近90%。
王丽娟表示：“当前老年群体多成长于‘谈性色变’的年代，没有接受过正规性教育。一部分老人认为安全套的作用只是避孕，甚至觉得只有年轻人才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此外，老年人感染艾滋病毒后，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或羞于面对，很少主动寻求检测，导致许多感染者直到晚期才被发现。其中的时间差，又加剧了病毒扩散的风险。”王丽娟说。
在蔡卫平看来，由于传播途径类似，梅毒、淋病等其他性传播疾病在老年人中感染率的上升，和艾滋病有着高度相似的社会、生理和认知逻辑。
蔡卫平表示，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需求，碍于情面，老年人都没有正规的疏解渠道。“他们的性行为隐蔽、性教育空白，安全套使用比率极低，综合构成了老年人性传播疾病的防控难点。”
“而在所有的性传播疾病中，艾滋病发现率更低，发现时间更晚，病毒感染后数年内多数没有症状却依然具有传染性，还无法实现彻底治愈。因此，在所有性接触传播的疾病中，艾滋病是最棘手的。”蔡卫平说。
感染老年人的HIV，从哪里来？
2011年，现年五十多岁的白桦在北京创办了艾滋病互助公益组织“白桦林”，他本人也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白桦注意到，从那时起，国内老年艾滋病就开始显现上升势头，只是少有人关注。
关于这一趋势，和一些专家学者意见不同的是，至少在白桦所接触的感染者和患者中，他并不认为主要原因是老年人“性开放程度”的增加。
“事实上，老年群体的性需求始终存在，只是长期被压抑着，直到近年来全社会的社交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白桦说，“早些年，老年病友的感染渠道主要是‘隐蔽角落’的性交易，而现在越来越多老人在线上结识，彼此进一步在线下产生关联。”
王丽娟同样遇到过不少类似病例，最典型的情况，是老人丧偶多年，子女上班、孙辈上学。“他们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很孤独，就开始尝试着在线上、线下参加各类社交活动。”王丽娟说。
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是否意识到了性传播疾病的潜在风险？对此，几位受访者也对“医学界”分享了不同的观察。
蔡卫平对“医学界”表示，一部分老年人会觉得自己“没多少年”了，又了解到艾滋病感染有较长的潜伏期、治疗手段愈发完善，加上佩戴安全套对老年人“并不舒服”，抱着侥幸心理，发生了高危性行为。
白桦看到的更多情况，则是很大一部分老年患者，感染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不深，认为离自己十分遥远。“我甚至还遇到过一些患者，他们被各种信息‘告知’，艾滋病是同性恋才会得的病。”
“而一旦发现被感染，他们又不知该如何处理，更不敢寻求亲友帮助，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和疾病羞耻感，不少人会因此错过规范的医疗干预时机。”白桦说。
为此在2018年，白桦专门为老年病友建立了一个线上交流群，群友间互相提供感情支持，宣传、交流规范的艾滋病治疗信息，目前已有近千人加入。
在治疗上，随着“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快速发展，艾滋病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水平已能得到有效控制，甚至能达到“不具备传染性”，寿命接近常人。但对于老年患者而言，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
王丽娟告诉“医学界”：“老年艾滋病感染者治疗的难点是共病的处理，不少老人存在基础疾病，健康状况本身较差。慢病治疗和艾滋病治疗还可能存在药物相互作用，对于艾滋病药物的副作用，老年人的耐受力也更差。”
蔡卫平则表示，年轻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感染后潜伏期的病毒水平相对较低，而老年人一旦发生急性感染，病毒载量可能会快速上升到较高水平。此时若未被及时发现，依然有性行为，传染力也会更强。
“在发病后，即便经过规范治疗控制住了病毒水平，老年感染者受损的免疫功能也很难恢复，仍有较高风险出现各类健康问题。”蔡卫平说。
防控困境
2025年起，广东、湖南、江西、重庆等多省市接连出台“2025—2030年艾滋病防控计划”，明确将老年人防艾纳入重点工作。
其中，广东省明确指出，要探索对50岁以上人群开展艾滋病检测，老年感染者占比超20%的地市，需探索设立治疗延伸点。重庆市则强调，各区县打造1支艾滋病防治宣传志愿者队伍，针对农村留守人群和社区中老年人休闲场地，每月至少开展1次艾滋病防治宣传。
蔡卫平告诉“医学界”，老年人艾滋病防控的科普宣教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很多时候，志愿者需要利用其他‘借口’，比如在心脑血管疾病等的科普专场中，顺带切入艾滋病相关话题。”
“如果直接办一个‘性传播疾病防治科普’，大部分老人估计就不来了。”蔡卫平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梁晓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同样提到，对老年群体开展健康教育面临较大难度，很难真正触及老年人。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医师李在村回忆，自己曾参与多场艾滋病科普宣讲活动，主动咨询的人寥寥无几。
在白桦看来，由政府机构、医院等主导的艾滋病防控宣教，虽然力度大、覆盖面广，但存在针对性不足的现象。“民间公益组织的优势，是能够以更‘平等’的地位，去接触那些政府部门获取不到、在‘隐蔽角落’下的风险人群，形成有效互补。”白桦说。
家庭的沟通交流也是重要因素。王丽娟告诉“医学界”，出于“性羞耻”，子女普遍不会和老人谈论这类话题。
“过去公众的认知是，‘不发生性行为就不会感染’，但性需求是一种本能需求，某种程度上是很难‘堵’住的。因此，子女也应适当向老人科普，如果发生性行为，该如何保护好自己，比如坚持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如果没有使用，要及时寻求艾滋病病毒暴露后预防。”王丽娟说。
而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对性传播疾病的污名化。
无论是健康教育、暴露前后预防，还是病例监测和上报，事实上，这些公认的流行病学防控手段之所以对艾滋病收效甚微，很大程度在于，艾滋病从来都不单纯只是一种疾病，它的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歧视、伦理困境以及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白桦见过不少感染者，他们宁愿放弃治疗，通过各种手段隐匿行踪，甚至换个手机号，背井离乡、远走他处“隐姓埋名”。“对他们而言，比起病毒，歧视与道德审判是更难以承受的。这非常不利于疾病防控。”
白桦对“医学界”表示：“艾滋病患者并不想要被过多关注，哪怕是所谓的‘关爱’。只有当艾滋病真正只是被当作一种疾病，我们长期信赖的各种公共卫生防控手段才能真正起效。”
校对：蔡 菜
运营：王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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