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读了必哲宗亲从一九九零年至二零一三年一月的关于邓氏族谱研究方面的文章，倍感亲切。文中引经据典，表达了自己的一部分观点，这样下深功夫写出的研究文章，实属少见！
必哲宗亲的观点很多，本人非常敬仰！但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几点：
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关于邓禹十三子说”这篇文章中，必哲宗亲的“宁缺毋滥”的说法我是赞同的。的确，与其是把没有验证的东西写出来，不如交给后人研究，可以减少误导。
二、虚若怀谷的谦逊。这是研究族谱的前提，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环节。未学研究，先学做人，大凡知识渊博的人都是很谦虚的。必哲与人商讨，提出自己的见解，非常客观。既没有恶意攻击之词，也没有阿谀奉承之言，更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的意思。
三、客观务实的精神。在“对推荐使用邓氏统一字派的几点看法”这篇文章中，我完全赞同必哲的观点。“九十六字统一字派字义好，押韵工整，又都是常见字，是一套不错的字派，值得推荐使用。”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没有文言文那种生僻字。而字派的创造者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一届布衣都不重要，用不着为此争论不休。我们看重的应该是字派的内涵。的确，希贤宗亲是下了功夫的，这么好的字派是一种创举，是邓氏家族的精神财富，实属不易，应当感谢！
展开剩余98%我们希望必哲宗亲在研究邓氏族谱方面创造更多的成果，也希望有千万个像必哲一样锲而不舍、潜心研究的大家涌现出来！届时，邓氏的族老祖宗一定会感到欣慰！
四川广元 邓治蓉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邓必哲对邓氏族谱的研究成果汇编作者：邓必哲时间：2015-5-11
目录
1、南昌大洲邓氏东四房沐蔼公支谱序-------2
2、南昌大洲邓氏宗祠简介----------------- 9
3、南昌大洲邓氏宗祠前言----------------- 11
4、关于邓禹十三子说--------------------- 12
5、黄帝世系的文化意义------------------- 13
6、戏剧中的邓禹------------------------- 14
7、明初“江西填湖广”的历史探微--------- 15
8、邓、曼、曼姓、邓氏、邓侯的区别------- 20
9、邓氏祠联选--------------------------- 22
10、对推荐使用邓氏统一字派的几点看法---- 25
11、王羲之邓氏谱序探疑------------------ 27
12、邓文杰（以讚）邓氏谱序探疑---------- 29
13、朱熹邓氏谱序探疑-------------------- 31
14、东汉时期的邓氏及邓氏显赫的原因探寻-- 33
15、家谱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37
16、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一---- 42
17、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二---- 43
18、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三---- 46
19、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四---- 48
20、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五---- 52
1、南昌大洲邓氏沐蔼公支谱序
邓必哲
俗云：水之派虽愈流愈远而难昧其源，木之枝虽愈析愈多而难没其本，人之生虽愈衍愈众而难忘其祖。而不忘祖先的显著标志之一便是对家谱的续修与珍藏。作为一本优秀的家谱，他记录的是一个家族发源、生息、繁衍、迁徙的无始无终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与时间并存的生命史。活在谱中的一代代子孙，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无不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这种变化不已的客观存在与恒定的家族血缘递传，形成了族谱文化的重要特征。家谱是一种纪实的文体，文字朴实无华，是许多有名或无名氏作者根据历代相传或耳闻目睹写下的历史真实纪录，它以一泻而下的纵向遗传到并排而立的支脉侧系，虽愈世数百载，派行数千丁，按图而稽，渊源可溯，这悠长的时空范畴，无不充满了一种苍凉而雄健的历史感，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个生命群体的强大力量，一种超越历史拘限的阔大视野。家谱和正史、方志一样，构成了我国历史学的重要分支，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在国外也早已有之，其中美国犹他家谱协会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许多地区，尤其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兴起了寻根热，并因此而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各省市相继成立了谱牒研究会、姓氏研究会等组织，其职能是专门收集、整理、研究各地家谱，从中寻找有用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对于历史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揭示我国古代经济状况、人口繁衍变化及其规律，具有重要作用，可资治当今。诚然，家谱和其他文化古籍一样，由于受历史的拘限，有与现实相悖之处，但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本着剔其糟粕，吸其精华之精神，抹去历史灰尘，还其本来面目，家谱仍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邓氏历史悠久，其得姓之祖曼季乃商王武丁之叔父，而商始祖契又是黄帝之玄孙。由此可见，邓氏渊源于黄帝。曼季始封侯爵于河（今汉水）北邓国（即今南阳地区），后邓国改邓州。从东汉开国元勋邓禹开始，邓氏家族名望大增，在当时无与伦比。东汉以后，禹公子孙繁衍，分处四方，遍及各地。禹公后裔六世孙广陵棠邑令遄公、襄阳郡守遐公两兄弟为避曹氏之迫害，乃从故里南阳徙籍豫章，成为江西邓氏始迁之祖，并在此繁衍生息，其子孙逐步以此为中心向各地迁徙。遐公子琇公涉新建县西山洪崖原潭源里，改此地名为邓城。至十五世孙天秩公为梁代南城令时徙家盱江南城县墨池里。至十九世孙高翔公为隋代筠州高安尉时徙家瑞阳锦水街，至二十一世孙文瑞公时为唐义门基祖，至二十五世孙璠公时为唐袁州刺史，璠公长子继先公由锦水街复迂邓城，长孙汉公为南昌令，汉公徙家新建县凤冈花宅，并改此地名为郡城，汉公乃成为郡城邓氏基祖，俗称郡塘邓家。至四十世孙天骑公时徙家大洲，即今南昌县东新乡东岳村，天骑公遂成为大洲邓氏发祥之祖。邓氏历史久远，其家谱由于受历代战火，特别是文革的影响，丧失殆尽，幸存下来的鼠齿虫咬，多残缺不全。本人此次重新整理大洲邓氏东四房沐蔼公支下旧谱，带有文物抢救性质，此旧谱曾对历代先人的事迹作了详细记载，附于谱前，由于旧谱保存不妥，此次只有部分整理出来，而世系图及世系本纪则保存完整。新整理的谱注明了大洲邓氏各房的分布情况，使阅者一目了然。在诸房中，五十世孙东四房良意公支下人丁最盛，占整个大洲邓氏的三分之一，其中仅五十八世孙沐蔼公支下就现有男丁二百多人，他们从事于各行各业，或耕或读，或从政或经商，风风火火，事业发达，为己为家为族更为社会增添光彩。本人承接先人，独自重新整理、修订，并用蝇头小楷誊写，前后达十几万字，期间颇费周折，花了大量的时间，不计个人得失，只求谱之完整，以便能更好地保存下去即可。
沐蔼公玄孙 必哲序
一九九零年庚午仲秋
图：
五十八世 五十九世 六十世 六十世 六十二世
沐蔼道光十二 九壁咸丰四 重範光绪八 纬纶宣统元 必唐民二十一
必哺民二十七
必喬民三十一
綵纶民三 必唤民二十五
必噎民三十一
缋纶民五
缣纶民十二 必吼一九五零
必咛一九五六
必吕一九五九
必听一九六三
重箪光绪十一 绀纶光绪三十四
繵纶宣统三 必哙民二十七
必呯一九五三
綐纶民八 必嘅民三十一
必㖨民三十四
必喤一九五六
绮纶民十六
绗纶民十八 必啻一九五七
必啁一九六二
必噫一九六五
重筰光绪二十 緽纶民九
纟忝纶民十二 必碔一九五八
必咩一九六一
必信一九六六
絇纶民二十五
缰纶民二十九 必嘟一九六七
必硕一九六九
九型咸丰五 重簦光绪十 缃纶宣统二 必㖟民二十三
必唏民二十五
必喑民三十一
必哴民三十三
必嚋民三十六
必呾一九五一
绸纶民二 必㗅民三十八
必㘇一九五六
必煦一九五九
纟名纶民十三 必君一九五四
必啸一九五六
必呈一九五八
必唯一九六三
必哲一九六五
纟黄纶民十六 必容一九五二
必加一九五四
必召一九六一
必句一九六三
必奇一九六七
必誉一九六九
重籊光绪十七 绶纶民六 必嘐民二十八
必喉民三十一
纟员纶民十九 必咯民三十五
缄纶民二十六 必啰一九六三
必喹一九六六
必唪一九七二
九塔咸丰七 重篠光绪九 纟玄纶光绪三十四
重江光绪二十四 絖纶民十三 必嚎民三十六
必哂一九五三
必呜一九五五
絔纶民二十一
缲纶民二十六
重籙光绪二十九 绐纶民十八 必嗉一九六七
必咝一九七一
缤纶民二十
綶纶民二十二 必咨一九五五
必营一九六三
必含一九六五
繄纶民二十六
繙纶民二十九 必喷一九六二
必喜一九七六
纟佥纶民三十二 必砚一九六五
纆纶民三十四 必哓一九六七
必口志一九七三
必唻一九七七
纪纶一九五二 必富一九七九
九垓咸丰九
九垒同治二 重簴光绪十七 绘纶宣统三 必司民二十七
必向民三十一
必口与民三十六
必固一九五零
必嗳一九五四
必鸣一九五七
纟科纶民七
纤纶民十
纟塍去月旁纶民十二 必叶民三十七
必咐一九五一
必口寅一九五三
必啋一九五八
必喆一九六六
重篂光绪二十六 纟金纶民十五
纭纶民十七 必咏一九五零
必嘺一九六三
必哄一九六六
必嗛一九六八
必哗一九七零
纹纶民二十
纟为纶民二十二 必古一九六三
必吾一九六七
必吉一九七八
纣纶民二十八 必啉一九六七
必啶一九七零
必嗷一九七三
必嗪一九七五
纟翟纶民三十二 必喃一九六八
必嗌一九七一九埶同治九
2、南昌大洲邓氏宗祠简介
邓必哲
二零零五年正月初十日，即大洲邓氏每年上新丁之日，宗亲们聚集一堂，发起了重建宗祠的倡议，随后，大家进行了紧张地筹备，于七月十七日动工兴建，十月十一日上梁，工程可谓进展迅速，至本年冬至日，大洲邓氏首次在新落成的宗祠中办了冬至酒，共四十余桌。自此，六十岁以上的宗亲可每年在此聚会一次。
宗祠座北朝南，有两进两天井，南北长40.28米，东西宽20.16米，建筑面积812平方米，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青砖青瓦，仿古结构，气势恢宏。
来到宗祠，远远望去，就能看到用花岗岩刻制的“邓氏宗祠”四个大字，字下面有两只大石狮子威风凛凛地守卫在宗祠大门前，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大门牌高5.6米，两旁为宗祠主祠联：“宗联新邑家风远，族聚大洲俎豆长”，祠联左右的墙壁上镶着八根大石柱，这是前次宗祠的柱子，此次重建为了保护它，特意把它放在了墙中。各石柱之间贴有七幅瓷板画，中间一幅为“八仙过海”图，其余是马、鹰、鹤、松等图案。瓷板画的设计，使宗祠正面白色的墙壁更加美观、生动。
垮入大门，最引人注目的是镶在二道门上的一块巨大红石，石上刻有“邓氏宗祠”四个大字，四字中钩笔均带爪，字体遒劲有力，红石左上角刻有“乾隆四十七年仲冬日 吉旦”等字样。可以看出，这是前次宗祠的牌头及当年重建的时间，属于古迹，为了保护它，把它放在了二道门的上面。
门里就是前进天井，此天井长9.6米，宽4.6米，左右各有两间房，房中放着宗祠中的日常用品。
穿过天井，来到前进大厅，顿觉开阔，该厅高达7.46米，里面放着电视、桌凳等物品，此厅是宗亲们看电视、打牌、议事的场所。
再往里走，就是后进天井，此天井长11.8米，宽9.6米，中间栽有花草树木，并配有一些健身器材，供宗亲们锻炼所用。天井左右各有三间房，连同前进中的四间，共有十间同样大小的房间，代表大洲邓氏的十房，即：楼下、石坝、二房、三房、上四房、东四房、大叔婆、东西八房、宦房、西房（大洲邓氏十三支中，青岚迁至新建县、五房至翘枝徙籍西山万寿宫，二支迁出的时间久，在祖居地均无后裔，东、西八房两支合一房）。
接下来的是后进大厅，此厅大门上有“大宗伯”三字，旁边为一幅长联：“廿八世本源深远，赖前人勤勤恳恳，开基创业，流芳千古；八百年枝叶繁荣，愿后嗣和和睦睦，遵纪守法，声震四方”，联中的“廿八世”、“八百年”指的是从大洲邓氏基祖邓禹第四十代孙邓天骑至今繁衍的代数和时间。进入大厅，只见正面主位台上，邓禹的金身塑像端坐其中，两边分别为张飞、杨士两位将军。塑像左右的祠联为：“尊祖敬宗登斯堂可无愧否？光前裕后履此地能勿思乎！”再往上看，是大洲邓氏堂号“秩伦堂”，堂号两边各有两块匾额，是宗祠落成时别支邓氏赠送的。
大厅的东西两边还分别建有一间偏房，里面堆放着上百套办冬至酒的桌子、凳子等物品。
总之，此次宗祠的重建，增强了大洲邓氏祖居地上万宗亲的凝聚力，加强团结，共同发展，是宗亲们的一致愿望，因而我大洲邓氏必将聿修厥德，长发其祥。2005年11月10日
3、南昌大洲邓氏宗祠前言
邓必哲
古人以同姓谓之族，分支谓之宗。宗有谱，可以载明世系，分别尊卑，使同族不相乱；族有祠，可以祭祀祖先，议事方便，使一本不相忘。
我大洲邓氏支派蕃衍，子孙弥昌，欲讲尊祖、敬宗、睦族便离不开宗祠。我支宗祠曾于清乾隆四十七年重建一次，后毁于一九六二年水灾。四十年来，族人一直为再次重建而努力，但都未能如愿。随着时序的更迭，岁月的流逝，二零零五年，东四房房长绘纶公长子必向为重建宗祠，一声倡导，族人纷纷响应，各房各支的主要负责人及族中的有识之士，在随后的时间里克服了各种困难，以修祠为己任，共建宗祠于原祠旧址之南。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规模宏大的宗祠终于落成了。整个建筑可谓是美轮美奂，这是大洲邓氏所有宗亲的骄傲。从此，春享秋祀，即妥先灵，又敦族谊，使祖先永享祭祀，使宗族更加团结，因而家族观念得以重新焕发生机。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支祖先迁由南阳，派衍南昌，历尽艰辛，勤奋开拓，定居大洲，繁衍至今，成为南昌邓氏之一大望族。饮水思源，我们应以最诚挚的感情来缅怀祖先，祭祀祖先，在宗祠落成之际，谨陈大略，聊为之序。
东四房纟名纶公幼子 必哲 敬书
二零零五年乙酉十月十一日 吉旦 2005年11月10日
4、关于邓禹的十三子说
邓必哲
近二十年来，我查阅过许多地方的邓氏家谱，发现有些家谱（一般是新修的）写了禹公十三个儿子的名字，在此，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这些家谱中,记载禹公十三子的名字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标准的偏旁说（如统一为“言”字旁），二是单、双名并存说，三是与《东观记》、《后汉书.》记载相同说，到底哪种更准确、更合适，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古代人取名较随意，到了唐宋，尤其是明清时期，人名随着字辈的盛行而逐渐有了标准的、有统一偏旁的取法，如朱元璋的后代、《红楼梦》中的贾府人物等，而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却没有这样取名的，随便翻翻那时的史籍就可知道.因而禹公有意识地为十三子统一偏旁取名是不可能的。
第二，古代单名盛行，到了西汉末年，王莽再次大力提倡，为此，在王莽前后数百年里，取双名的很少，在兄弟当中单、双名并存的可能性更小。
第三，《东观记》和《后汉书》只记载了禹公长子震、次子袭、三子珍、六子训、十三子鸿五个儿子的名字,由于二书是国史，不是家谱，在当时影响大的人物才会在书中记载,前者流传了一千八百余年，后者流传了一千六百余年；前者是东汉本朝官修史，且邓禹曾孙邓嗣（邓豹之子过继给了邓阊）参与了《东观记》的编修，邓太后也主持过编修，后者是以前者为蓝本，且参阅了当时众多史学家编修的各种《后汉书》版本而成的。所以，二书记载禹公最有声望的五子名及长、幼次序理应是准确的，另八子名不及前五人而在书中未记载是正常的，符合情理的，当然，另八子的子、孙辈也可能有名，如邓豹、邓畅、邓遵等，我们就不知其父名，间接知道他们是禹公的孙子。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谁的家谱（包括汉代的《邓氏官谱》）有二书保存的久，且一直流传至今呢？许多民国以前修的家谱可能就是按二书的记载而编修的，即只记禹公五子名而未写十三子的所有人名。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宁缺勿滥。
如禹公十三子还有其他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
综上所述，我认为邓氏家谱应采取《后汉书》的写法写禹公的儿子，追求圆满是所有宗亲的心愿，但在难以追求到的情况下，不如放弃，否则，“假作真时真亦假”。《史记》上说黄帝有二十五子，司马迁治学态度严谨，并未记载其二十五子的人名（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们不妨向司马迁学习学习。
研究家谱有时不能就家谱研究家谱，而要收集一些以此有关的史料，懂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
以上看法如有不妥，可与宗亲们商榷。2010年10月30日
5、黄帝世系的文化意义
邓必哲
黄帝时代，文字尚未成为历史的载体，今所见有关黄帝的文献是经过世代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传说，时间愈久，难免愈失其真。但这些故事也可能并非完全是向壁虚造，他们大都具有真实历史为之素材。西汉时，司马迁正是根据这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撰写了《史记》中的《三皇.》、《五帝》篇。
黄帝世系传承的历史依据，时至今日，已无法考证。然而在后世，黄帝却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或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故事，既构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崇拜，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其间的文化的意义表现在：
1、它反映了远古时代，部落间的长期战争后总有一些部落联盟的领袖人物出现，从而维系住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因此，人们在文化上、心理上迫切需要一个能维系住各个部落之间正常关系的部落联盟领袖，黄帝可能实有其人，系远古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通过战争，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联合，因而在远古时期的口传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进而被后世的人们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进行着历史的层累和文化的加工，在这种经加工后的文字表述中，我们看到黄帝成了远古时期反映人们愿望并为各部落人们所接受的领袖人物。
2、黄帝传说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中国文化在宗法制度上所追求的血缘为纽带并以之维系的大一统的需要。因此，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之时，象征权利的帝王桂冠毫无例外地都集中到黄帝家族之中，其意图是表达所谓“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观念，并将之以宗法世系的形式固定下来。血缘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宗法世袭制亦由是而生。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数典忘祖”之所以为人们所唾弃，也应该与此有关。后来，长江流域的吴、楚、越诸国也都向中原文化靠拢，分别与黄帝攀上了血缘，其在文化上的大一统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010年11月24日
6、戏剧中的邓禹
邓必哲
旧时，每年的正月，在邓氏宗祠中都要演邓禹挂帅的戏剧，剧中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光武帝刘秀将攻取洛阳，由邓禹点兵派将，光武帝虽坐于主将之位，但发号施令的人却是邓禹，剧中称为邓元帅。当时可能派遣的将领有两位，一位是岑彭，一位是马武，邓禹派岑彭前往，而马武争之，邓禹未答应。马武说岑彭此去，必然失败，我愿陪同前往，邓禹仍然未答应。后来，刘秀说情，邓禹也没听，只派了马武一个不关重要的军事任务。马武极为不满，军队出发前邓禹设宴为岑彭饯行，也未请马武参加，马武为此更加恼怒，等到岑彭为洛阳守军朱鲔所败时，马武为了讽刺邓禹和岑彭，也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向邓禹与岑彭贺功，邓禹大怒，痛打马武几十军棍，并且驱逐军营，令他回到原来的根据地，让他再次落草为寇，从此再也不准在汉家军营中效力，马武想见一下刘秀，想让光武帝打打圆场，邓禹也不许。无奈之余，马武只好带着最早同来汉军的兄弟，怏怏而去。当马武一行经过洛阳城时，为朱鲔所见，朱鲔询其究竟，欢迎马武加入洛阳的守军行列。马武至此，忽生一计，岑彭为朱鲔所败，我何不将计就计，给邓禹一颜色看看，为此马武答应了朱鲔的要求，当其大开城门欢迎马武进城时，马武即在城门砍杀守军将士，以少数人马占领洛阳城一部分，刚想飞马报光武帝派兵前来，哪知，邓禹带领大军亦已赶到，因而迅速占领了洛阳城。邓、马二人相见，邓禹还带着调侃的口吻问他，这几十军棍打的好。马武至此恍然大悟，原来是邓禹使的苦肉计，目的在于让马武不用苦战攻下洛阳。
于是将帅之间和好如初，而马武更加佩服邓禹的军事指挥才能。
当然，戏剧不是历史，只要能吸引观众即可。2011年3月20日
7、明初“江西填湖广”的历史探微
邓必哲
中国人口移动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迁移中，其最大的特征是不断南迁，因为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次涌入中原，将中原的人一次次挤压到相对安定的江南、华南地区，但有一特例，就是“江西填湖广”。
一、“江西填湖广”的历史基础
宋代以来，北方的辽、金、西夏乃至后来的蒙古军队与宋军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原地区首当其冲，饱受其害，经济遭到破坏，人口大为减少，宋朝的北方疆域也急剧收缩，所辖地区主要以南方为主，其经济中心也随之南移，江西地处江南腹地，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因而得到了较快发展。
江西地理位置优越，北接中原，南达两广及福建，交通发达。早在秦汉时期，北方到达东南沿海地区的两条道路均取道于江西，一条由安徽经鄱阳湖入赣江，越南岭达番禺（今广州），一条由安徽沿盱水（今抚河）或余水（今信江）东抵东冶（今福州）。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549年梁武帝讨伐侯景走的均是赣江一线。
唐开元四年，左拾遗张九龄重新开凿大庾岭通道，废以前的小梅关而开取大梅关以后，大大加强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联系，打开了江西的南大门，江西处在了南、北交通（古代主要是水路）的要道之上，南下北上的人员往来以及货物流通大都经此而过。宋元时期，由于北方战争频繁，东南沿海地区又无多少海外贸易，所以江西经济的发展是与便利的交通密不可分的。
古代统治者亦深知“以农为本”、“无农不稳”的道理，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而江西农业历来发达，是粮食的主产区和对外供应基地，唐僖宗就曾赞叹：“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元史·食货志》又载：“元代天下岁入1110万石，其中江西占115万8千石”。
不仅如此，江西的手工业、商业也很发达。“江西商邦”名扬全国，他们讲究“贾德”，注重诚信，做事认真，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四大名镇”也应运崛起，景德镇以出产瓷器，樟树镇以经营药材出名。吴城镇、河口镇靠近水路，是货物的集散中心。崔暇时称：“江西控带七郡，襟带五湖，人推赋税之饶，俗擅鱼盐之利”，“赋粟输入京师为天下最”。
由此可见，江西政局稳定，交通便利，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较发达，在整个宋元时期，经济得以繁荣，人口得以持续增长，《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载：元初，江西户数占全国的20%，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所以江西是后来长江流域输出移民的重点区域，为明初的“江西填湖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元末战争对各地人口的影响及明初的移民政策
在推翻元朝的过程中，战争和以前一样，大都发生在长江以北地区，那里人口损失本来就较多，而朱元璋后来在平定天下，消灭如湖北的徐寿辉、江苏的张士诚、四川的明玉珍等割据势力时，由于当地反抗强烈，人口又一次遭到大肆屠杀，特别是为报复湖南人对陈友谅的支持，血洗三湘，致使湖南人口急剧下降。据资料记载，湘潭战前有数十万之众，杀戮后仅剩二万五千人左右。所以，湖广、四川、安徽、江苏等地区人口再次锐减，有些地方甚至到了百里无人烟的地步。朱元璋虽曾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一番，但未对江西人口产生实质性影响。
明初，为了发展生产，巩固统治，政府遂实行了大量移民来垦荒屯田，以弥补当地人口不足的政策，并给予一些优惠措施，官府发给耕牛、种籽，并允许将所垦荒地作为自己的产业，可以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为此，移民得以顺利进行。当时，全国只有山西、江西两地人口富有，山西人口迁往北方邻近各省，江西人口则反向湖广地区广泛迁移。
三、现代的移民研究成果
近百年来，许多专家对“江西填湖广”这一历史现象作了专题研究，其成果喜人。
谭其骧经过实地调查发现：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且平江、湘阴而北之湖南人，以其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有湖北味，则自此再可以想见，而湖北省之人，其大半为南昌人之后裔也”。另外，有人统计，湖南桂阳十姓来自江西，九姓来自江西泰和（当时属庐陵管辖），如此看来，南昌、庐陵两地迁了大量的人口到湖南。
谭日峰在《湘乡史地常识》（1935年）一书中指出：“试查各姓族谱，其先祖多数由江西迁来，土著尚有一部，但人口不甚发达”。在长沙甚至高达88%至100%的移民祖先来自江西。
张国雄在对487个两湖移民家族进行分析后表明，江西籍移民占全部外省移民的82%。
李维桢在《大泌山房集》（明刊本）卷87中谈到当地居民来源时指出：“自豫章徙者十之七”。
清宣统年间《黄安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录》共载有该县64族，确知迁自外省来的有39族，其中江西籍为32族，占移民的83%。
民国《蒲圻乡土志》在第18章《种族》中记载：“元末明初，江右民族多自（江西南昌）进贤县瓦子街移民蒲圻，近之盈千累万之盛族，皆此种类”。
民国《醴陵县志·政治志》又载：“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人多自豫章来”。
可见，江西迁了大量的人口到湖广地区。
四、南昌及周边地区一些邓氏家谱对移民的记载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留下痕迹。“江西填湖广”亦如此，从迁出地的邓氏家谱中也能反映出这一历史现象，现列举如下，所有的人物均以邓禹为第一世算起。
（一）新建县
1、大洲支（现属南昌县管辖，是邓禹第四十代孙邓天骑后裔），47代孙显顺（字孝先，行五，明英宗正统十年乙丑生，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殁，娶背岭谢氏，明代宗景泰二年辛未生，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殁）曾远游长沙，客亡长沙澧州围，葬其地曰：邓家山酉卯兆，其长孙时蕴后又率二子良善、良坤再客居湖广长沙府。显顺的堂侄守本、守谱、守约三兄弟客居河南。
2、潘源支（是邓禹第二十八代孙邓宗仁后裔）43代孙文华携三子伴哲、勇贵、士贵举家迁往湖南。
3、郡塘支（是邓禹第二十七代孙邓汉后裔），41代孙茂甫商寓（由于经商而定居）四川内江。47代孙德固、德至两兄弟明成化年间赘居广西西平，德新商寓广西，德濡商寓四川雅州。48代孙官三、官五、官十兄弟三人商寓湖广沅州四牌楼下，乾雅、坤雅两兄弟迁贵州，孔增商寓湖广。49代孙必议客居湖广省城，必诤商寓泸溪，谆、（讠术）两堂兄弟商寓楚地，明秋商寓麻城，明铉商寓河南裕州，明燻商寓湖南桃源县石溪野猪铺。50代孙一渚徙扬州，一洙商寓兴化，一鸢商寓河南，一亲迁池州，惟润徙江夏县。51代孙世正商寓湖广。52代孙翘选随父商寓襄阳，翘政随叔祖明新徙家兴化。53代孙瞻宾商寓山东济宁。
（二）南昌县
1、胡坊支（邓禹第四十三代孙邓敬崇后裔）48代孙志极迁沔阳，志道及49代孙孔亮迁麻城。
2、水阁支（邓禹第三十七带孙邓简后裔)50代孙韫观客居荆门州新田铺，51代孙文文客居湖广范希关。
3、宏山支（邓禹第四十一代孙邓应龙后裔）51代孙文太、文规、文模三兄弟迁湖广安乡县。
4、珰溪支（邓禹第四十五代孙邓志昌后裔）51代孙文华客居湖广。
5、亨利支（邓禹第四十一代孙邓铁川后裔）51代孙邦标客居淮安。
6、沙湖支（邓禹第四十带孙邓季冶后裔）47代孙时安、时隆、时华三兄弟客居湖北蒲圻，时瞻、时重二兄弟客居华容县。48代孙光辕、光轩、光轼三兄弟商寓湖广蒲圻。50代孙兴桢客居湖广安乡县。51代孙文仍客居扬州，行荣六、行荣八两兄弟客居安庆。52代孙翘李、翘科客居江苏仪征朴树湾。
7、厚田支（邓禹第四十代孙邓季成后裔）47代孙时兴、时光、时尹、时场、时府，49代孙淳魁、濠魁、濂魁，51代孙文德、文威、文章、文觉、文兴、文慰、文旺俱客居公安县。时章、时质、时书、时价及49代孙文层、文汜、文履三兄弟俱客居石首县。48代孙光铁、光钗、光钊俱客居华容县。51代孙文瀛、文洲、文启、文观、文海俱客居宝庆府。
（三）高安县
乌峰支（邓禹第二十七带孙邓海后裔）44代孙庆寿商寓泸州府北门外。48代孙宪贤随军徙陕西。48代孙林舜徙湖广长沙府湘乡县。50代孙之珩徙四川长宁县，之南迁四川嘉定州。51代孙亦冬徙陕西。52代孙翘阡、翘细兄弟二人随母居湖广，奕金迁广西。
（四）永修县
1、歧山支（邓禹第三十七带孙邓景泰后裔）43代孙存德迁南京崇礼街。44代孙若诜及45代孙曰乙迁南京。若言及45代孙曰南、曰北、曰西、曰东兄弟四人居山东布政司左大街。
2、乐岸支（邓禹第四十三代孙邓邦昌后裔)47代孙维还亦徙湖广。
另外，邓禹地三十八代子孙晋亨迁安徽虹县（今泗县），44代孙邓泰为麻城教谕，携三子旸阳、旸初、旸旭迁湖北麻城。
纵观这些家谱记载，迁出的宗亲最早起于南宋末，最晚至清初，其中大部分是在明初及明中叶迁出的。
总之，“江西填湖广”有其历史的基础和现实的依据，它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一个缩影，就邓氏而言，江西是南下邓氏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是邓氏寻根最直接、最重要的地区之一。2011年6月14日
8、邓、曼、曼姓、邓氏、邓侯的区别
邓必哲
1、邓
邓，地名，从邑部，登声。最早为古国名（地名的一种）。古邓国在黄帝时期及夏、商、周三代均有。夏代以前的古邓国具体位置难以考证，后人说法不一，现一般采用商代曼的受封之地的邓为准，现位于河南南阳市。在曼受封之前，古邓国就存在，并非受封以后才称邓国，只是商王武丁把邓这块地方作为曼的封地，曼因此成为了古邓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已。自从邓成为姓氏以后，它在地名这一义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姓氏名的新义项。所以邓自古至今只有两个义项，一为地名，二为姓氏名，除此以外，邓别无他义。
2、曼、曼季
曼是商王武丁的小叔叔，之所以有人也称他为曼季，是因为季是古代兄弟排行“伯、仲、叔、季”中的最后上市公司配资一位，曼是人名，季不是人名的一部分，仅指排行。如汉高祖刘邦原姓名为刘季，他前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刘伯，一个叫刘仲，刘邦为老三，则叫刘季，只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一刘邦，“季”把它当作自己的字。
3、曼姓
上古时期，有以祖先的名为姓氏的习惯。如孔子之所以为孔氏，就是因为祁父（孔子的高祖）以其祖父名孔父嘉而定自己的后裔为孔氏，曼姓也是曼的后裔根据当时的贯例，确定自己为曼姓。
4、邓氏
曼受封之地的邓国后被楚国所灭，曼的子孙为纪念邓国，遂以国名为氏（不是姓），这种以国名为氏的情况当时很普遍，如郑、陈、邢、郎、郝等国灭后，其子孙就是以国名为氏的。上古时期，姓与氏有严格的区分，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由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同姓不婚，以避免近亲繁衍，最早的姓如姬、姚、姒、姜、娄等均为女旁，就是证明。氏最早表示部落分支的居住地，比姓的范围小，比姓出现的晚，是姓的分支。秦汉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一，因而邓氏也可称为邓姓。但作为姓氏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邓只能称邓氏，而不应称邓姓。所以，所有的家谱均称为邓氏家谱，而未有称邓姓家谱的，就是这个道理。
5、邓侯
曼受封在邓以后，因他是武丁的叔叔，未继承王位（曼的几位兄长均为王），而是侄子武丁继承了王位，武丁为此封他为侯爵。侯爵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第二等，地位相当高，像《左传》中所说的：邓（国名）侯（侯爵）吾离（人名）来朝，谷（国名）伯（伯爵）绥（人名)来朝亦可以看出，吾离为侯爵，绥为伯爵。进入周代，因商王无道，周王又深得民心，固邓侯虽是商裔，却未与周为敌，自愿归附周朝(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也实属无奈），周为此保留了邓侯的侯爵地位，且仍可世袭，国不变。邓于是成为了周的南部领土，是周的附属国。而楚无道，邓国自然不愿归附他（当然，邓国自己也不强大，注定了早晚要被别国吞并）。楚邓虽是甥舅关系（但也只是暂时的），楚只能灭邓（招降不可能）来吞并邓国，邓国在灭后，自然享受不到侯爵的待遇。邓侯非指一人，应从曼开始至邓国灭时的最后一个邓侯为止，其间所有的邓国国君都是邓侯。
6、邓曼
邓曼，狭义地讲，应是指武丁的叔叔曼，后人称曼为邓曼，是因为上古时期，姓不常跟着人名，曼是商裔，姓子，但没有称他为子曼的，倒是地名常跟着人名走，且地名在前，人名在后，叫邓（地名）曼（人名）。后来，这种称呼扩大到曼的裔女，楚武王的夫人叫邓曼，应理解为邓（国名）曼（姓曼，娘家的姓）的裔女，古代女子本身无名。2011年7月1日
9、 邓氏祠联选
邓必哲
多年来，我搜集、整理并创作了一些邓氏祠联，现精选十五幅与众宗亲分享。
联一
邓氏自曼季而彰历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以迄乎今日奕叶相承迭有贤豪兴异代；
祠宇据豫章之胜由高曾祖考伯仲叔季己子孙更传于后世一龛共祀还期俎豆享千秋。
联二
我族自殷商赐姓以来国建西周侯封东汉后裔承荫须念宗功祖德；
此地是昭穆凭依之所门环绿水户拥青峰先灵降鉴好看山色湖光。
联三
系从曼季首迁南阳再迁豫章瓜迭绵绵竟创三千余年基业；
派分河北初盛东汉终盛元明螽斯蛰蛰永继二十四校中书。
联四
西山毓秀长多士跄跄祝告孝嘏告慈启万世以敦一本；
赣水发源远人文济济爱则存悫则著振三纲而叙五伦。
联五
廿七世本源深远赖前人勤勤恳恳开基创业流芳千古；
八百年枝叶繁荣愿后嗣和和睦睦遵纪守法声震四方。
联六
正君子登斯堂必要念宗功思祖德就法乎有道之士；
果丈夫临此地便欲振纲常敦伦纪岂肯为不肖之人。
联七
宗祠聚祖考之精神群昭群穆真觉有严有翼；
祀典表子孙之爱敬我将我享惟期来格来临。
联八
溯三千载宗支丕振东汉家声齐心创业；
联五大洲昆季弘扬南阳祖德再造中兴。
联九
东汉开基二千载虎啸龙吟惟兹杖策；
南阳派衍十三宗江吴豫蜀偐若同堂。
联十
继起人文桂馥兰香永续南阳绵世泽；
述详事业家风族谱还从新邑溯渊源。
联十一
尊祖敬宗登斯堂可无愧否？
光前裕后履此地能勿思乎？
联十二
宗联新邑家风远；
族聚大洲俎豆长。
联十三
祖德高如山并耸；
宗功深似水长流。
注：联二，据知是湖北鄂州庙岭邓氏宗祠联。
联三，曼季是武丁的叔叔，他应是从商都殷受封之后迁南阳的，后邓禹六世孙遄、遐二兄弟又从南阳迁豫章。
联四，西山在江西南昌之西，赣即赣江。
联五,联十四是本人为南昌大洲邓氏宗祠撰写的祠联。廿七指从禹公四十代孙天骑至现在共繁衍了二十七代。八百年是指天骑至今有八百年的历史。新邑是指新建县，联十一以此同。
联八，是清乾隆年间江西邓氏宗祠省祠中的祠联。2011年8月17日
10、对推荐使用邓氏统一字派的几点看法
邓必哲
邓氏推荐统一字派为：正直廷立，道顺时昌；常怀忠孝，自成善良。人才纪盛，德业传芳；功昭东汉，声振南阳。三登衍庆，两秀垂光；勋华代著，门第日彰。云仍继起，品诣宜藏；希贤作圣，济世扶乡。学娴韬略，泽被黎苍；经文纬武，治国安邦。绍先启后，凤翥鸾翔；辉煌奕叶，福荫弥长。
有人说此字派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审定后先送江西宗亲执行，并且小平同志以希贤的名字为郡城邓氏写了谱序，还说他是曼季的106代孙等等，为此我想谈谈以下几点看法。
1、该字派中的“常”字原为“咸”字，即全部之意，但“咸”字与南昌地区的“翘瞻万里国，咸沐九重纶”字派中的“咸”字相同，为区别起见，江西新建县郡城（俗称郡塘）邓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修谱时，遂把“咸”字改成了“常”字。
2、为何要把新派首字“正”字定为九十八世呢？因为郡城邓氏在修谱时，引进了曼季至邓禹（当时定邓禹为46世）一段的世系（真伪暂且不论），后又在遄、遐二公之上人为加入了“九渊”一代，类推到九十八世，正好为南昌地区的“翘瞻万里国”字派中的“翘”字派，如此一来，新字派可整体取代旧字派。换句话说，新字派启用的代数是以南昌地区的字派为标准来定的。
3、希贤乃是郡城邓氏的一位普通宗亲，现仍健在，有七十多岁，家住江西新建县长堎镇北郊，我编《江西邓氏简志》一书时曾在他家借阅了郡城谱，前年我的书出版以后送了一本给他，以留作纪念。他主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郡城邓氏家谱，他是“翘瞻万里国，咸沐九重纶”字派中的“重”字辈，类推下来，他就是曼季的第106代孙，所以希贤宗亲不是有人传说的是小平同志。如果此字派是小平同志亲自审定，先送江西的话，那么，小平同志为什么不把字派先送给自己的家乡四川广安，或邓氏发源地河南南阳，而要先送江西，是何道理？又为什么要用希贤一名呢？有这个必要吗？再则，在百忙之中，小平同志可能会为一个普通的邓氏村落修谱写谱序吗？（那时小平同志正在紧张的南巡途中），更何况那时小平同志的始迁祖邓鹤轩以上的世系还未完全搞清楚，小平同志是曼季的第106代孙这一说法又从何谈起呢？此情理上讲不通。
4、当然，平心而论，新字派字义好，押韵工整，又大都是常见字，三者俱佳，是一套不错的字派，值得推荐使用。
附南昌地区的一些字派
一
翘瞻万里国，咸沐九重纶；必觐（仰）宸（朝）居（廷）壮（盛），方知元（天）首（子）尊。原清昭基秀，伟耀定星衡；愿作贞松古（寿），永垂奕（千）世（亿）春。
此字派据说是清康熙年间制定的，当时郡城邓氏的邓中南宗亲联络了遄、遐二公系下合修了联谱。并确定从邓禹第五十二代起统一使用。
二
若曰仲维汝，明时道必亨；一朝文运振，万世德诒宏。显祚光宗祖，起家毓俊庆；绍承昭大业，华国永芳声。
此字派是遐公系下邓禹第二十八代孙邓昌期后裔所共用，且从邓禹第四十四代起统一使用。
三
子懋振惟仕，希良宗以光；佐兴传裕远，克广庆钟长。宏文崇国宾，正礼立朝常；将相仁明武，鸿名万古扬。
此字派是南昌地区下邓埠支单独使用的一套字派。2012年1月7日
11、王羲之邓氏谱序探疑
邓必哲
王羲之的邓氏谱序在宗亲们的视野里一出现，就引来了众多的争论，我也认为疑问不少，现也来谈谈（不同的地方传抄误差很大，现就以邓姓之源网上发布的为准）。
1、原文：“周官小史定世系、辨昭穆之制”。《隋书·经籍志》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并无确凿依据，最早的是《世本》（参见仓修良：《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等文）。另外，从《史记》中记载的商王世系及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家谱片断来看，定世系、辨昭穆之制，商代就有了，比周代早。
2、原文：“至我国朝唐虞以来，始有谱牒之作”。此句中的“至我国朝唐虞以来”不知指的是何时，语义不明。
3、原文：“闲尝考魏经所载谱系篇，有四海大姓纪、郡姓、县姓等姓”。魏经不知为何书，是否有上述内容，不得而知，有资料转载王序时写成魏书的，但不知谁是原版，而《魏书》没有看到以上内容。
4、原文：“故魏书九品官人之法”。《魏书》的作者是魏收，他是北魏人，比王羲之晚，王不可能谈论《魏书》中的内容。如有，那应是《三国志》中的《魏书》，但此《魏书》准确的说应称《三国志》中的《魏志》部分，不应单独称《魏书》。
5、原文：“自商武丁封其季父曼于河北南阳之邓国，遂以南阳为郡，以国为姓”。在古代，尤其是秦汉以前，“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故原文应为“以国为氏”才是对的。另外，从原句的语义来看，武丁封曼于河北南阳与南阳成为郡、邓氏成为氏有因果关系，而它们之间实则无任何因果关系。
6、原文：“以是尊周室而朝服于周”。那时，周室衰微，无力控制各诸侯国，鲁国是周公后裔，因而能保留周的礼仪等制度，《春秋·昭公二年》载：“周礼尽在鲁矣”。这是许多诸侯朝鲁的原因，邓侯也不例外，于鲁庄公十六年朝鲁，却并未朝周。
7、原文：“……传至侃公，周景王时复任徐州刺史……沧公为直隶州牧……缙光公秦时为安陵刺史”。据史籍记载，“刺史”一职始置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刺史”一职由此产生，而王序把这一官职始置时间整整提前了四百多年，周景王在位于（前544年—前520年）。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朝廷罢部“刺史”，始置“州牧”，王序把“州牧”官职也提前到了周代。
8、原文：“通公佐汉有功”。邓通，其事迹在《史记》、《汉书》中斑斑可考，二书作者把他定性为佞幸之人，他无任何才能，于朝廷无任何贡献，王序居然说他“佐汉有功”，功在何处？功有几何？这点王羲之难道不知道？另外，从许多资料转载王序所在的邓氏家谱的世系来看，邓通成了邓禹的六世祖，按古代三十年一代算的方法，估计二人也就相差一百多年，可邓通是四川人，邓禹家族却世居河南新野，难道邓禹家族一百多年前是从四川迁来的？再则，邓通如有家室后嗣，其死法也不应是饿死（《汉书》载：“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
9、原文：“历晁……计二十二世”。此世系现无任何旁证，《史记》中记载商王的世系，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而此世系却不能，在今出土的邓国文物当中，有名邓尹侯、邓公乘、邓公牧、邓公用、邓公作、邓公午、邓伯、邓仲的，却没有发现有王序中的人名。就连邓州市的王春玲在2009年主编的《邓国邓姓邓人》一书中也对此世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见该书第29页）。
10、原文：“禹公共生十三子：训、谦、让、说、读、诒、议、诗、论、谋、识、谟、诰”。殊不知，标准化（统一偏旁）的人名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到明清时期才普遍使用，汉代不可能有这么标准的取名方法，随便翻翻那时的史籍便可知。其次，禹公如有心为子辈们取标准化的人名（在战乱年代哪会有这个心思），那为什么不立下家规给孙辈们取呢？那多好看呀！第三，《后汉书》中记载禹公长子震、次子袭、三子珍、六子训、十三子鸿五子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它是史书，不是邓氏家谱，没必要写全禹公的十三子名(有较大功名者史书才会记载，禹公的十三子中不是每个都对国家有较大贡献，史书对禹公孙辈们的记载方法同样如此）。第四，禹公的五子名也应是真实的，因为《后汉书》是以东汉本朝官修的《东观汉记》为蓝本撰写的，禹公的后嗣们也参与了该书的编撰（见《后汉书·邓禹传》）。所以禹公的后裔不可能在书中写错自己家中的人名，谁的家谱有史书保存的久呢？。
11、原文：“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从可考的史籍来看，最早把家谱与国史相提并论的是元代的文学家柳贯，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继之。王羲之时尚无“国史”一词的说法，那时，仅有《史记》、《汉书》、《三国志》三部史书，王不可能知道后世会有许多朝代的更迭，且每个朝代都会有一部史书而早早地就把家谱与国史联系起来。
12、原文：“余虽不敏，不得不为之文辞”。“不得不”是典型的口语，而王序是书面语。况且谁能在浩繁的古籍（即书面语）中找到这样的口头语句子呢？（尤其是王羲之时的古籍）。
邓必哲草就于家中，此文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如有不妥，敬请宗亲们见谅。2012年1月20日
12、邓文杰（以讚）邓氏谱序探疑
邓必哲
邓文杰，明代江西新建县生米镇青山冈邓氏人，其全称是：礼部尚书前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辛未科会元探花讳以讚（谱名）字汝德号定宇谥文杰。从清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来看，他于明隆庆元年（1567）丁卯乡试中举，隆庆五年（1571）辛未中进士第三名为探花，万历二十七年（1599）己亥秋去逝。有家谱说他为天骑公系下修谱作过序(如湖北的《中华邓氏族史》，以下简称《族史》、湖北的鄂南《邓氏宗谱》，以下简称《鄂南谱》等），我认为不大可能。
一、从序的落款时间（明隆庆元年丁卯十月二十六日）来看，他是参加乡试那年写的。乡试每三年考一次，在秋天举行，叫秋试。那时他刚中举还没几天，也许榜还未出来，明代张位的《邓文杰公祠记》及《邓以讚传》都记载他一生淡泊名利，刚直不阿，况且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秀才，所以他不会去贸然作序，别人也不会邀请他去写，如果族人是为了给邓氏增光，也会请邓以讚的哥哥邓以诰来写，邓以诰是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乡试中举的，以讚的名声当时远不及哥哥。
二、从序落款人来看，文杰乃是他的谥号，即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的表现赐给他的嘉名，他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己亥秋去逝的，也就是说，在万历二十七年以后，他才有“文杰”这一嘉名，那么在他刚中举的那年（1567）写邓氏谱序时，竟然会知道自己死后会有谥号，且叫“文杰”吗？
三、从序的落款代数来看，定他为邓禹的第四十四代孙，《族史》、《鄂南谱》都是这样写的，《族史》中把文杰当作谱名放在了大洲邓氏基祖邓天骑曾孙均行之下，即为邓天骑的玄孙，此辈人名中都是以“文某”为名的，如：文忠、文则、文铭、文炯、文芳、文广、文彩、文通、文章、文旭等，序作者可能正是看到这点把文杰塞了进去，大洲邓氏旧谱及湖北的一些旧谱明显记载着均行无嗣，其名下以止字落脚，所以，文杰不是天骑后裔，也就不可能是邓禹的第四十四代孙。另外，序作者没有注意到，均行直系祖先的生卒年，天骑（1186-1264），长子德新（1220-1289），长孙廷瑞（1249-1317)，廷瑞有三子，长均辅，次均材（1294-1391）享年九十八岁，出弟廷植为嗣，幼均行止，文杰作为均材的侄子，会到1599年才去逝吗？作此序者还不知道，家谱是一个家族繁衍到一定的程度才去修谱的，文杰作为均行之子，当时家中只有那么十几个男丁，会去修谱吗？
四、从序落款的字号来看，没有看过青山冈邓氏家谱的人不知道，邓以讚那辈的人名第三字均带“讠”旁，由于字典（包括电脑）中没有简化的“讚”字，即“讠”旁加“赞”的字，序作者就用“王”旁代替“讠”旁，实际上，“讚”的简化字就是“赞”字，如要简写，写“以赞”就可以了。假如序作者真是文杰所作，他怎么会写错自己的名字，用“王”旁代替“讠”旁呢？
所以，我认为担任主修家谱的宗亲，责任重大，要懂得“捡在篮子里的不都是菜”的道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不容易，除了要熟悉、热爱家谱之外，还要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学史知识，懂得一些古汉语常识如断标点符号等，考证家谱时还要翻阅有关的国史、方志等书籍。2012年10月12日
13、朱熹邓氏谱序探疑
邓必哲
朱熹的邓氏谱序宗亲们可能都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在旧家谱中也看过，当时觉得挺不错的，可近几年来发现同一序却有不同的内容，它们之间头尾同而中间异，细思之下，我觉得有问题。
第一、《邓姓史话》一书曾转载了此序，序中把邓遄、邓遐二支以下的世系写的清清楚楚。要知道邓子瓒是邓遄的后裔，如果朱熹应邓子瓒的请求作序，碍于情面，把其直系祖先的世系写的像家谱一样，代代详述尚可理解的话，旁系邓遐（当时二支后裔已经分开了上千年）的世系也写的明明白白（且最后几代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是不合情理的。换句话说，《邓姓史话》一书中的朱熹序邓遐以下世系是后人自己加上去的。
第二、再看南昌旧谱中的朱熹序。此序在叙述邓遐的部分仅有一句话，即“遐晚年析居西山潭源，后有义，居瑞阳而诏旌其门者，厥嗣（邓）汉，徙郡城”，这样写应该是合理的。同时我觉得朱熹的序写的如家谱一样似乎也不合序的特点，如果定要写上祖先的名字（包括邓子瓒自己的祖先），序也应该只写上几个主要的（如始迁祖、名人祖先等），其他的祖先在家谱中自会记载，何必在序中重复写呢？
第三、退一步说，如果邓子瓒或朱熹都认为在序中世系应代代写清楚，以告知后人，那为什么邓禹以前的世系不代代写清楚呢？而是以“嗣四世、嗣五世或嗣六世”的形式来写呢？为什么同样是世系写的标准却不统一呢？按理说越古老的东西越应该把它记载下来，这一点朱熹应该清楚，他却在关键的地方含糊其辞了。
第四、我们都知道曼季是商王武丁的叔叔，即曼季是商裔，可朱熹却把邓氏写成了周裔，何故？假如朱熹确实翻阅了当时的邓氏家谱，谱中又真的是这样写的，他只是照录而已的话，这里就有两种可能，要么家谱记载邓禹以前的这段世系有问题，要么就是现存的典籍有关邓氏是商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事实证明第二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第五、序中写道：“因按图谱而考详源流，其脉出黄帝，传宗帝喾，生后稷（此乃周朝传说中的始祖），五世生公刘，嗣四世生辟方，嗣四世生云都，嗣五世生古公，嗣四世生叔虞，嗣四世生燮公，又五世生吾离，嗣五世生惠襄，嗣六世生威安，嗣六世生邦惠，嗣六世生禹”，如此记算下来，从后稷到邓禹近三千年（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减去邓禹至今的二千年）仅有四十四代，这可能吗？
第六、序中又写道：“又五世生吾离，始封邓侯”这一说法也不准确，邓侯在吾离之前早就受封了，吾离并非是始封的邓国侯。
第七、序中又写道：“其（邓氏）先世在殷为曼姓”，既然前面说了邓氏祖先是周裔，此话又从何说起呢？
第八、另据国史中的周世系载，后稷嗣四世生公刘，嗣四世生差弗，嗣四世生高圉，嗣四世生古公，这与朱熹序中的记载相差甚大。
朱熹是南宋大理学家，他曾率先考证出《古文尚书》的部分文章是后人假造的，要知道《古文尚书》从晋代开始一直到南宋都把它奉为经典，地位极高，由此可见朱熹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为此，他不会为邓氏的世系造假，而出现以上问题可能另有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朱熹应该为邓氏作过序，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是邓氏后人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的序，以证明自己是黄帝的后裔，且代代有条不紊，清楚明白，但这样反而弄巧成拙，宗亲们认为如何。2012年12月3日
14、东汉时期的邓氏及邓氏显赫的原因探寻
邓必哲
据《后汉书》记载，邓彪，字智伯，曾任渤海太守、太尉、太傅等职，其祖先为楚人（邓国灭亡以后并入了楚国，故称为楚人），邓况始居新野，子孙以农桑为业。而邓彪与邓禹同宗，所以，邓况应是新野邓氏的始迁之祖，只是后来的《邓氏家谱》未从邓况而从邓禹开始编起。
邓禹（2-58），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东汉开国元勋，首任宰相，他少年时即从家乡来到当时的京城长安读书，并和后来的光武帝刘秀为同窗好友，能到京城读书可见家中比较富有。刘秀（前6-57)为东汉开国皇帝，南阳（今属湖北枣阳，毗邻新野县）人，天下大乱时，刘秀起兵兴汉，邓禹策杖追随，并与刘秀纵论天下大事，刘秀十分高兴，称之为邓将军，常常留邓禹至帐中共商用兵治国之策。尔后，在数年里随刘秀东征西讨，最初被任命为前将军，率军入关中、战河东，后被任命为大司徒（宰相），封为酇侯，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26年，改封梁侯，任右将军，平定天下后，定封高密侯，并重任大司徒一职。纵观邓禹一生，他有定策、荐贤、征战之功。他协助刘秀初定河北，从战略上，纵览全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其规划了未来蓝图以成就帝业；后来，又向刘秀推荐了吴汉、寇恂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以辅佐帝业；数年里，战功卓著，是刘秀麾下一员大将。所以，邓禹是东汉开国时的最大功臣。
东汉明帝继位以后，也认为邓禹的功劳最大，《后汉书》载：“（明帝）以禹先帝元（功勋第一）功，拜为太傅，进见向东，甚见尊宠”。皇帝任命他为太傅，后又加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曾经说过：我曾带兵上百万，从未枉杀一人，后世必定会兴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儒将，是内可为相，外可为将，集将相于一身的难得人才。永平元年（58）逝世，谥为元侯，从封侯的名来看，也可肯定他是中兴功臣之首。
邓禹有子十三人，令其各自掌握一门技术，不做纨绔子弟，后来的《邓氏家谱》与《后汉书》一样，只记载了其长子嗣父职为高密侯的邓震，次子为昌安侯的邓袭，三子为夷安侯的邓珍，六子邓训，小儿子邓鸿。
邓训（34-92），字平叔，是邓禹第六子，他少年时就立下大志，明帝时任为郎中。他为人谦逊，胸襟开阔，广交朋友，且无贵贱之分。78年，又任为谒者，治理水患，并上书皇帝，阐明以前治理水患的方法有误，认为如照此下去，除了会劳民伤财之外，还不能达到目的，皇帝采纳了邓训的治理办法，因而不但水患又得以控制，更重要的是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晚年，再次被皇帝重用，派往甘肃武威，任张掖太守，对少数民族待以恩信，因而他去逝以后，“小大感悦，家为立祠”，谥为平寿敬侯。
邓训有五子，即长子邓骘，次子邓京，三子邓悝，四子邓弘，幼子邓阖（阊），有女名邓绥，后为和帝皇后。
邓骘（？-121），初任郎中，后为虎贲中郎将，其余兄弟皆为黄门侍郎，106年，被任命为车骑将军，邓京任职不久即病逝，邓悝又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阖均为侍中。
汉殇帝死后，邓悝改任城门校尉，邓弘为虎贲中郎将。107年，邓骘又被封为上蔡侯，任大将军之职，邓悝封为叶侯，邓弘封为西平侯，邓阖封为西华侯，各兄弟之子皆承袭爵位。不久，邓悝、邓弘、邓阖相继病逝。
邓绥（81-121），汉和帝皇后，据说她六岁能读史书，十二岁通晓《诗经》、《论语》等书籍。她立志在典籍之中，一般不问家中之事，父亲认为她与众不同，遇大事通常总愿和她商量，她是一位善于当家做主的女子。十六岁入宫为妃，二十二岁立为皇后，并临朝执政直至去逝。期间，她兼用外戚与宦官，表扬儒学，重用名士，以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为东汉中期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她去逝以后，邓氏遭人诬陷，邓悝之子邓广宗，邓弘之子邓广德、邓甫德都免去爵位，成为庶民。邓骘及子邓风、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阴侯邓遵、匠作大将邓畅均被迫自杀。许多族人由于受牵连或免官归老家，或发配至边疆，另有一些则被迫迁往他乡以求生存。后来，大臣朱宠冒死为邓氏鸣不平，皇上因而追感邓氏无辜，遂为邓氏平反昭雪，于是，能复归的邓氏族人均复归了。邓甫德被任命为开封令，邓豹之子有个过继给邓阖为嗣的长大后与伏无忌、延笃等人参与了《东观记》一书的编撰。邓禹曾孙邓香之女名邓猛女后来也成为汉桓帝皇后，邓遵之子邓万世又封为南乡侯，任河南尹。可惜当时的《邓氏官谱》未能流传下来，邓禹以上各代祖先及旁系，邓禹以下数代子孙及旁系大都不清楚，令邓氏后裔倍感遗憾。
除以上所述邓氏人物之外，其余还有很多，略举如下。
扬州刺史邓隆，交趾（今越南河内）刺史邓勋，豫章都尉邓宏，刘秀的姐夫房子侯邓晨（谥为惠侯）以及他的长子吴房侯邓汎（袭封母亲刘秀姐姐刘元的爵位），侄子破掳将军邓奉，一门五代显贵。另外，邓晨幼子邓棠徙封武当，孙子邓固，曾孙邓国，玄孙邓福，世袭侯爵。
邓震之子侍中邓乾，孙邓成，曾孙少府邓褒及褒长子世袭为侯爵，邓褒幼子邓昌为舞阴侯，任为黄门侍郎。
邓袭之子邓藩为侍中。
邓珍长子邓良袭封父爵，因其无嗣，幼子邓康乃袭封，邓康后来又封为侍祠侯，任侍中、太仆等职，谥为义侯。
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邓弘，此与邓禹的孙子不是同一人，因邓禹二十六岁带邓弘战赤眉军，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孙子。广汉太守邓良（此不知是邓珍长子否），复汉将军邓晔（邓彪的父亲），游击将军邓隆（与邓晨的曾祖不是一人，因邓晨的曾祖太早），交趾牧邓让，九江太守邓显，越骑校尉邓弼，羽林左骑邓德，羽林右骑邓寿，议郎邓循，步兵校尉邓磊和邓垒，将军邓毅和邓满，尚书邓访，建威将军邓寻，太尉邓盛，虎贲中郎将、阳安侯邓会，昆阳侯邓统，清阳侯邓秉等等，邓磊、邓垒后迁广西合浦。
纵观整个《后汉书》，有明确记载的南阳邓氏人物达一百多位，邓氏自“光武中兴以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等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
从此，邓氏枝繁叶茂，分处四方，而今遍及港、澳、台直至海外，如果没有东汉南阳邓氏的数代显赫，如今的邓氏也难以成为全国性的大姓。
当然，邓氏的显赫是与汉室有多重关系分不开的。
其一：光武帝刘秀家族与邓禹家族地缘很近，一个在湖北枣阳，一个在河南新野，二县相邻，当时统属南阳郡，族人历来往来频繁，互为嫁娶，而且都是当地的大家族，人众家富。
其二：刘秀的岳母，即阴皇后母亲姓邓。
其三：邓晨娶刘秀的姐姐刘元为妻。
其四：邓禹与刘秀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窗好友。
其五：大批南阳新野邓氏族人确实为东汉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六：汉室与邓氏在光武中兴后仍有数代的婚姻关系。
注：该文节选自本人主编的《江西邓氏简志》第一章：源流。2013年1月6日
15、家谱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邓必哲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谱牒，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它的文体是纪实性的，文字是朴实无华的，是许多有名或无名氏作者根据历代相传或耳闻目睹写下的有关家族历史的真实纪录，这种记载形式由来已久。
家谱产生于上古时期，其最初的作用在于祭祖先、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
中国的家谱最早是从记载我国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及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当时（包括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百姓无文化，因而也就无能力去记载自己的家族历史。
从历史文献来看，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有记录他们各自王室的家谱。自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以后，“大人（指夏王及大小奴隶主贵族）世及（父死子继为世，兄终弟继为及）以及礼（制度）”，即王位世袭制已确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夏代由禹至桀，共传14世、17王，其中两次为兄终弟及，一次为弟之子死后复传位于兄之子，余皆为父子相继，如此清晰的世系，足以证明夏代就有记载世系谱牒的存在。另又据史书记载，《世本》一书就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系谥名号，是史学界公认的最早的家谱典籍。该书有《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及《姓氏篇》等十五篇。《帝王谱》记录了黄帝以下至尧、舜、夏、商、周帝王的世系，《诸侯谱》记录了齐、鲁、秦、晋、楚、宋、卫、陈、郑等三十三国国君的谱系，邓国作为春秋时期一个比较有名的国家，其国君的世系也理应在其中，《卿大夫谱》记录了当时各国卿大夫的四十五家世系，《姓氏篇》则记录了一百四十九个姓氏的世系，可惜此书后来佚失，其部分内容在其他文献中保存了下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应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史记》前面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于谱牒及传说，其中，所述的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内容大都与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相印证。由于上古时期的家谱资料难以流传到今天，所以，《史记》中有关家谱记载的点滴内容，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时期家谱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开创了正史吸收家谱为其内容的先河，后世的许多正史均大量引用家谱作为其内容的一部分。
从科学考古来看，在出土的编号为209、1506、4856的三件甲骨片中，保留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编号为1506的为一大片牛肩胛骨，内容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共11代的世系，专家确认他有三千二百年的历史。在现存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几件属于专门记载商、周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三件同时出土于河北易县的青铜戈中，就有诸如“六祖戈”、“六父戈”、“六兄戈”的记录商人世系的家谱片断。
另外，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件记载一家族七代世系的家谱，即：一世高祖，二世烈祖，三世乙祖，四世亚祖祖辛（析），五世乙公（丰），六世丁公（墙），七世（疒头里一个繁体的兴字）。2003年在陕西眉县杨家出土了一件铭长达373字，共21行的青铜器，从中可以看出该器器主的谱系不但清楚，而且记载了与之祖先相当的西周各代的王世。其始祖为单公，到器主已有八代，其中，单公为文王、武王时，公叔为成王时，新室仲为康王时，惠仲盠父为昭王、穆王时，零伯为共王、懿王时，懿仲为孝王、夷王时，龚（恭）叔为厉王时，器主自己则为宣王时人。此铭文证实了《史记》中有关周王世系的正确性，由此我们还发现，到西周时，家谱的记载形式不仅停留在了甲骨片中，并且有了一种更高级的、更易保存的，即在青铜器中记载的习惯。陕西眉县出土的该青铜器铭文不仅记载了祖先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各代祖先的简要事迹，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家谱的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至西周时，家谱有记载祖先生卒年的情况。
由此可见，家谱起源的时间确实很早，比正史早的多。
先秦时代的家谱样式，比较简单，如上面所述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格式上能做到每人一行就已经很不错了。到了汉代其形式与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先叙家族起源，再叙世系和官位以及生卒年月、字号、娶葬等内容。这时最典型的莫过于《邓氏官谱》的出现，据说该谱专门记载了东汉开国元勋邓氏一世之祖邓禹及其家族历代宠贵的历史，是史学界公认的邓氏最早的家谱，这说明邓氏编修家谱的历史源远流长。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和门阀制度的盛行，修谱之风日盛，正如郑樵所云：“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家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当时的家世、门第成为选拔、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婚姻也必须门当户对，所以世家大族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政府还专门设置“谱局”编修，设立“谱库”收藏，以备查考。家谱也由原先的“尊世系，辨昭穆”等作用转移到了其强化在“政治、婚姻”上的功能。鉴于此，当时谱学学者及著作的大量涌现便很自然了，如晋代挚虞编著的《族姓昭穆记》、贾弼的《姓氏簿状》、贾渊的《姓氏要状》、贾执的《百家谱》等等。
唐代实行了科举制，虽然打破了士族对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但通过科举与军功而产生的新的士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仍然重视修谱，且同样为官府所垄断，如官修的《氏族志》和《姓氏录》等。平民百姓只有等到家族中有人出名之后（通过科举和军功），才开始修谱。这时，一些著名的人物均为本家族纂修了家谱。如邓禹第二十四代孙，邓遄系下邓裕（676--749），也为本家族修了谱。据旧谱记载：“公（邓裕）登开元初进士，累官员外郎，天宝中致仕归，开泰浦别业，修谱牒，置祀田，创鹿兴庵院，此泰谱肇基祖也。”这是迄今为止，南昌地区所能看到的有关撰修邓氏家谱的最早记录。到了唐代，谱学学者和著作更多，如刘知几的《刘氏家史》和《谱考》、路敬淳的《著姓略记》和《衣冠谱》、张至的《姓氏杂录》、萧颖士的《梁萧史谱》、柳冲的《大唐姓族系录》、柳芳的《永泰新谱》、林宝的《元和姓纂》、韦述的《开元谱》、张九龄的《韵谱》等等。
五代时，邓禹第二十六代孙，邓遐系下邓继先，名景福，邓继宗，名介福，邓继芳，名延福三兄弟也纂修了自己的家谱。据旧谱记载，邓延福自序云：“……二十五世严君玉成公……所生兄弟三人景福、介福、延福，惟予延福不守祖训，滥赴科场，叨登（周）广顺辛亥（951）科一甲进士，除授太常，奉礼部尚书，封太子太保。知任四年，见国法不古，于是托疾致仕，同兄计议，人众族繁，恐难全庇，续纂汉晋六朝宗谱，百有余帙，谕各支兄弟子侄皆领一帙。散财济贫，舍宅为玉虚观，遐尔迁徙，以避时变。星散自有余晖，嗣后子孙会遇，以谱作证，知亲知爱，不至视若途人，永尊祖训，勿忘厥初。德宜培，禄不可滥；书要读，名不必求。广修天爵，自得绵远之余庆耳。”
关于南昌地区邓氏渊源除了上述两次谱中所载之外，还有宋代太史罗颖（字柏轩）的序，邓继先曾孙南唐保大状元邓及（943-1005）的世述以及邓禹第三十九代孙，进士邓舜臣有关邓遄的庙敕，即《五将军庙碑记》等文。
宋初，由于连年战乱，没有哪个士家大族能保证世世显赫、代代兴旺，此时的大官僚上溯几代可能是百姓一个，不值的炫耀。于是过去重门第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人们必须面对现实，家谱经过战争的洗礼也荡然无存，因而家谱在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朝廷也不再过问修谱一事。于是民间遂开始大肆修私谱，平民百姓的谱大都是从这时开始修的。家谱的作用为此也转到了“尊祖、敬宗、睦族”方面。郑樵在《通治·氏族略》中指出：“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门阀，故其书散佚，而其子不传”。鉴于此，谱牒著作也因此由盛而衰，比较著名的是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钱明逸的《熙宁姓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等。在世系书写上，此时以苏轼、欧阳修为样板，运用了“小宗之法”即世系只上溯到始迁祖或五世祖。
进入明清时期，家谱的编修（准确的说是私修）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尽管每次改朝换代，对家谱及其他许多古籍来说，都是一种浩劫，但尊祖敬宗的观念已在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虽然乱世废谱，但盛世又会很快修谱，明清时期的家谱大都是在废墟上重修的，而且一修再修。例如邓遄系下从唐玄宗天宝五年丙戌（746）始修，至1994年共修了十五次。邓遐系下昌期支从宋宁宗庆元元年乙卯（1195）始修，至1989年共修十六次，这还不包括邓延福于唐末所续修的总谱。与宋代不同的是，清代的家谱大都采用“大宗之法”即世系上溯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供奉的必以帝王或名人为祖先，1770年江西宗亲在修建省祠后，又修了一本《祠谱》，其中第一位主位是“周封邓侯吾离公”。又据高安乌峰谱记载，邓海第二十九代孙邓金百在1790年的谱序中云：“吾邓之得姓也，始自殷高宗封叔曼季于河北邓侯……”越往后，追溯的越远。可是，高安乌峰谱在这以前的历次修谱中均未提到过曼季，最多只追溯到了邓禹。修水县崇乡靖林支省祠续三修时（清末），奉上的是其第八十九至一百零五世的祖先牌位，如果家谱是准确的话，很明显这支邓氏的世系始祖已超越了邓禹。出现大宗之法的原因，也许是时隔越远，人们追本溯源的观念越重吧。
这时联谱也渐盛行，邓林春在《十三修跋》中提到：“幸郡城中南公有志合遄、遐二公共修”，而遄、遐二支当时至少已分开了1500年，在当时落后的条件下，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联谱成功。现在由于许多地区旧谱未存，这给新修家谱，特别是联谱造成了困难，所以修谱时，不能妄自编修或滥抄别人毫无根据的资料，那种“捡在蓝子里都是菜”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如果某支邓氏还存有一套当时的联谱的话，那将会对各支邓氏的寻根、修谱带来帮助。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尤其是中期的“破四旧”运动，使得家谱又一次遭受到了浩劫，而且这次浩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现在偶有某人保存了一点旧谱，其经过简直可以编成一个故事，甚至传奇故事，尽管谱已经鼠齿虫咬，残缺不全，可同样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待事物的认识逐渐冷静、客观、公正、全面，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家谱也不例外，即使偶有与现实相悖之处，也是瑕不掩瑜，随着全球寻根热潮的兴起，中国的寻根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并持续了三十多年，仍方兴未艾。
电视连续剧《百家姓》中有句话：“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种传统高山挡不住，大海隔不断”事实确实如此。据说美国有家中文杂志，其刊头寄语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是条奔腾数千年的大河，散布在世界各洲的中国人，无论流到何方，总不忘寻源头”。这是对全球华人寻根意识的高度概括，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和认同感。然而，寻根要以家谱作为依据，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旧谱以接续，编新谱以传承，这已成了中国人的传统，而且离家乡越远的人，这种观念越重。我们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未免过于抽象，而一家一姓的家谱的存在就具体可感了。如今华人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超过6000万，每年都有大批华人回到祖国来祭拜祖先，这无不以延续了几千年的家谱有关，因而，家谱维系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2013年6月29日
16、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一）
邓必哲
邓腾宗亲你好：
就上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联谱一事与您聊以数言，不妥之处可再磋商。
首先，祝贺你们成功举办了这次全国首届联谱会议，同时对你们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对你们为族事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敬佩，湖北邓氏省级机构的建立及倡修联谱一事在全国率先垂范， 令人振奋，另外又有像您这样既年青有为，又热心家族事业的宗亲，这是我们邓氏的骄傲。
其次，我认为新修家谱应保持原样刊行，即竖排。整个谱书应自右至左翻阅，还可考虑用好一点的宣纸(保存的更久)。但文字必须简化，古文必须断句，家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应该传承，有些应该改进。家谱不是宗亲每日必看的书报杂志，图看得方便，宗亲们只有查阅资料时才会去偶尔翻翻，犹如二十四史，一般只有搞研究的人才会去翻阅，平时又有哪个去看，所以家谱也一样，还是按古时排版较好，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再则，如湖北省的邓氏家谱改成横排，到时真的要修全国联谱，异地宗亲不同意横排(家谱从古至今就没有横排过)，那又不要再改回来，这是人为多出来的麻烦事。
第三，我还是认为，曼季至邓禹这段世系不应载入家谱，因为这无多少史料作为依据，旧谱最多只追溯到了邓禹(您那支旧谱是从曼季开始作第一世的吗?)，能追溯到邓禹已经很不错了，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这是有国史旧谱明确记载的，曼季至邓禹这段世系十有八九是近百年来邓氏后人根据曼季吾离邓禹这三个人名杜撰出来的，且不同的人杜撰出了不同的版本，有邓禹为43世说、46世说、47世说，且中间祖先人名都不一样，鉴于此，家谱不应该把曼季作为第一世，而应以邓禹作第一世，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争执，如硬要争也是无稽之争，有些荒唐。
请为《江西邓氏简志》多提意见。2010年10月10日
17、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二）
邓必哲
勇军宗亲你好:
武汉一聚，匆匆一别，当时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我浏览了武汉的风光，至今都难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只能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欣闻湖北宗亲要修全省的《邓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我十分兴奋，湖北宗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功不可没。现在你们要修的谱是准备在《中华邓氏族史》（以下简称《族史》）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因此我对《族史.》提点不成熟的看法，或许对修谱有点帮助。
1、《邓氏族歌》中曲的第一行23下面可能多印了两点，因为音太低。
2、不必把《史记》作为旁证引入谱中，因为《史记》一书随处都能找到，放在谱中浪费篇幅。
3、序只要一个人作就可以了，《族史》开头的邓国准、邓敬来、邓腾、邓其伟等先生的简介应放在书后面，且一律称宗亲，不宜称先生，或直呼其名也可。
4、《族史》中目录不太清晰，有些资料查起来不方便，如目录中第二篇第三章七新洲天骑公后裔世系表一节占了全书的一半，而目录中只有这么一句话，所以此目录应细化，否则，查起来不方便。
5、《族史》第一篇溯源中第一章：姓氏的产生与发展可不要，只要写邓氏的产生与发展即可，第五章：邓氏血源世系表中的内容有些重复，统一字派也重复了两次。
6、谱中每页的左页最上方横线上可写该书书名，右页最上方横线上必须注明本页所在的章节名称，这样便于迅速查找资料。
7、《族史》第61页的瓜藤图及该书后面有关天骑公的内容必须搞清楚，天骑公有三个儿子即德新、德可、德杞，八个孙子即廷瑞、廷植、廷宝、廷桂、廷槐、廷兰、廷杰、廷瑀。《族史》的湖北新洲的世系谱序中也是这样写的，可是在该书的许多地方却在天骑下面人为的加入了“应益”一代，殊不知“应”字辈与“天”字辈是“舜”字辈下面的同一代人，加入这一代人名的宗亲不懂的这一道理。何况旧谱及我的《江西邓氏简志》一书都清楚的写明了天骑及三个儿子的生卒年，人为的加入了一代以后，“应益”又没写生卒年，总不至于十岁生儿子，三十岁生孙子吧，此情理上说不通。宋代以后世系是五世一提，以始迁祖打头，天骑是邓禹第40代孙，天骑打头五世一提，至44世“文”字辈，后又以“文”字辈打头，五世一提，至48世“守”字辈结束，所以新洲的世系从天骑开始至48世“守”字辈全部写了，49世就没写。如加入了“应益”一代此规律就打乱了。
8、旧谱中重复的字用“匕”字代替，如“纷纷扬扬”，谱中的写法是“纷匕扬匕”，这点在整理旧谱时必须注意，并向其伟会长及其他宗亲说明一下。
9、我的《江西邓氏简志》一书，你们会引用吗？如要引用，有不清楚的地方可向我咨询。
10、世系可否以瓜藤图的形式写，人名的竖线下面左边可写某氏，右边可写其字号，因为书中大部分无生卒年，这样写足够了。
11、《族史》的装帧质量不太好，可能是书太厚的原故，可学习字典中的装帧技术，用纱布粘住封面封底和正文。这样，封面和封底不易脱落。也可多分几本装订。
12、如前第7点所述，邓禹第33代孙公著、公省俩兄弟下面，光亨生舜荣，舜荣生天学，天学生应千、应万，应万生德大、德彰，“天”与“应”字辈是同一辈，“德”与“甫”字是同一辈，若上交资料的人无旧谱为依据的话，则说明他们还不清楚这点。
13、同支中的同辈人在谱中应全部写完以后再写下一辈人，新洲天骑公下面的世系里，使人看的眼花缭乱，如要找一人十分不方便，应先写邓禹第48世守本、守玄。再写49世（普）阴至普英，再写50世伯昭至伯皆。再写51世廷怀至廷柯等等，代代依此类推。
14、世系中应最少写三代，换句话说一个宗亲的名字在谱中要重复写三次，因为，写两次经常出现前后名字不一致的情况，不知哪个是对的，如重复三次就可确认对与错。
15、在你们正式出书之前，我想看看手稿，能帮修改一点算一点，以尽一个邓氏宗亲的义务，但不知如何才能看到。
16、我是南昌大洲天骑公祖居地的后裔，我与老家人商量了一下，将以南昌大洲邓氏宗亲会的名义捐1000元，落款写南昌大洲邓氏宗亲会，不留个人名字，相片则用南昌大洲邓氏宗祠的大门，你看可否。
17、《族谱》中统一称邓氏宗亲，中间不要再出现邓姓、先生等不同的称呼。
18、《族史》目录第二篇南阳邓氏历代世系中的第一章邓氏历代谱序不属于世系的范围，所有的谱序应单独列一章节，落款注明是何地、何支、何时代的谱序，所有的人物传记、诗词同样处理。
19、瓜藤图中长子、次子、三子等谁放在左，谁放在右标准要统一，如《族史》第61页天骑之下，长子德新、次子德可、三子德杞在图中显示是左大右小，而下代德新长子廷瑞、次子廷植却又写成左小右大。这种情况在瓜藤图中常出现。
20、《后汉书邓寇列传》第618页注中写有“七人谓骘从弟豹、遵、畅，骘子凤，凤从弟广宗、忠也”，而《族史》第25页瓜藤图却把遵写成了豹的祖父。2011年4月30日
18、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三）
邓必哲
承义宗亲您好:
收到您寄来的家谱资料我十分高兴，在此再次表示感谢，阅后，谈谈我的看法。
一、您能保留并收藏一本旧谱到现在，这是对邓氏的贡献，实属不易，令人敬佩。谱中记载的一些内容对考证、核实他处的家谱资料有一定的作用，现我认为您谱中有不妥的地方与您老商讨商讨。
二、世系图从宋代欧、苏开始为五世一提，即一至五世，五至九世，以下依此类推，而您的旧谱却没按此规律来排，这与其他的家谱排列不一致，希望下次修谱能统一。
三、古代谱中的兄弟长幼排列次序是右大左小，如您谱中的第一页就是如此，长震在右，次袭在左，可是您谱后面的次序在很多地方却没按此规律，要么大的在中间，要么在左边，如二十九世孙长宁夫、次彦夫、幼献夫三兄弟，长宁夫排在了中间。
四、您的旧谱记载，邓禹的第三子珍有三子，即鑛、铎、康。这里可能有误。《后汉书》记载珍之子有邓良（无嗣），邓康，没有鑛、铎的记载。您谱中还记载，鑛为南昌县尉，因宅郡西是曰郡城。铎徙居锦江。我认为邓鑛、邓铎应为邓禹第二十七代孙邓汉、邓洲两兄弟之误。邓汉，字叔鑛，为郡城基祖，居郡城，曾任当时的南昌令，实为录事参军。邓洲，字叔铎，为青冈基祖，二人的祖居地均在现在的新建县生米镇，郡城一词也是邓汉赘凤冈花宅之后才改的，那时是南唐，所以郡城一词不可能在汉代就出现了。锦江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在新建县流入赣江。假如您的谱是对的，可邓珍时在东汉中兴不久，国家兴盛，无战乱，光武帝刘秀又善待功臣，邓氏地位显赫，邓氏没有理由迁到南昌（当时的荒蛮之地）去。史书也没有记载邓珍子在南昌为官。
五、您的旧谱又载，鑛之子梦秋（封海昏宅西平）、梦炅、梦炎。海昏为现在的江西省永修县，西平为河南省郾城县，梦秋如封在江西海昏，怎么又住在河南郾城。珍、鑛、梦秋三代，先住河南，后住江西，又再住河南，跑来跑去，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小。
六、您的旧谱又载，梦秋子民仰，梦炎子民瞻（民瞻生遄、遐）、民望，此三人人名第二字不但相同，且第三字均有“望”之意，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少见，宋代以后很常见。
七、从各地的旧谱记载来看，均为禹生训（六子），训生悝（三子）、悝生广宗、广宗生晦，晦生遄、遐二公。
八、您的旧谱记载晦长子遄、幼子遐以下五代的世系以及禹公二十五代孙璠公以下的的世系、三十三代孙公省公以下的世系有些乱，请参见我的《江西邓氏简志》一书。
九、禹公三十四代孙是“汝”字辈，不是“添”字辈，这是传抄时的笔误所致。
十、您的旧谱三十五代孙为倒“亨”字辈，此辈实为三十八世孙的祖先名字，由此您的旧谱世系比别的多出了一代。如仁甫公本为四十一世，而您的谱却为四十二世。
十一、您旧谱的三十九世的祖先“烈某某”实为三十八世祖先“舜某某”的字名。您的旧谱四十世中的祖先“胜某某”实为三十九世孙的祖先“舜某某”，疑是传抄之误（音相近字却不同）。
十二、世系图应与有确切年庚（生殁）、取葬、子女、传记等详细资料的部分核实(但不知您的旧谱有此部分否），这样可以避免少失误。
十三、假如您的旧谱真的有些问题的话，应是由当时修谱时部分资料残缺所致。不足为奇。
以上看法如有不对之处，请您老指正。2012年5月30日
19、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四）
邓必哲
春方宗亲您好:
谢谢您寄给我两本你们鄂南地区新修的邓氏宗谱，应您之邀，在此谈点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彼此相互交流。
一、应逐一核实祖先的生卒年。如卷二第84页：“杞公卒崇宁甲戌十月”，经我核实，崇宁年间共五年，分别为1102壬午、1103癸未、1104甲申、1105乙酉、1106丙戌，所以，崇宁甲戌年不存在。
二、遗漏的文字应补全。如同上页：“景义，葬秀左”，此句应补全为：“景义，葬秀溪公墓左”。
三、前后记载应一致。如卷一第199页“均材公序”中，均材字散翁，而卷三第4页中又写为字友仁。又如邓禹33代孙公著、公省下曾孙的名字在同一页中写的也不一样，卷一第9页有写“为某”的，也有写“维某”的，我估计是想简写造成的。再如卷一第10页中写道：“景遇生必谟、必诰、必训、必诚”，而世系图中却写的是：“景遇生元公，元公生必谟、必诰、必训、必诚”，世系图中的写法与卷二第90页中相同。
四、谱中绝大多数迁徙的“徙”字写成了“徒”字，这可能是未注意二字的细微差别所致。其他的如“传”的繁体字是“傳”，而不是“傅”，大洲邓氏的“大”不是“太”等字都应注意这些字的细微差别。
五、2010年5月，我们在武汉参加全国联谱会议时，曾互看了对方的旧谱，旧谱明确记载着天骑生德新、德可、德杞三子，新谱不知为何中间加入了“应益”，而新谱卷一第198页《天骑公行状》一文，写的也是“公生三子八孙”，所以，有根有据的东西不要被无根无据的东西所代替。
六、由于曼季至邓禹这段世系无法考证，族中流行的说法有邓禹为43世说、46世说、47世说，但均无旁证加以佐证，不足信，所以我认为这段世系不要。
七、新修的谱中把邓禹、邓晨当成了胞兄弟，且邓晨比邓禹小，这是明显的错误，据《后汉书》记载，邓禹比光武帝刘秀小八岁，刘秀的姐姐刘元又是邓晨的妻子，可想而知，邓禹、邓晨谁大谁小是很清楚的。话又说回来，假如二人真是胞兄弟，那么，邓晨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也应是邓禹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可《后汉书》记载，邓晨的父亲是邓宏，为豫章都尉，祖父是邓勋，为交趾刺史，曾祖父是邓隆，为扬州刺史，而新修的谱中卷二第45至46页写的却是邓禹、邓晨的父亲是邓晔，祖父是邓肃，曾祖父是邓鍠，谁的家谱有《后汉书》保存的久呢？
八、按常理，字派应是从还未出生的那代开始编起，您那的百字派赋订的晚不说，问题是要从上千年前的舜诚公开始补编，但祖先的名字（谱名）又没改，也不能改，所以，我认为字派中的许多好字成了摆设。
九、《天骑公行状》一文，应核实一下原文，因文中有些地方不通顺，大州邓氏祖居地的家谱只记载天骑只有《墓志铭》，而无《行状》，从该文的最后几句“清风埋不朽，盛德有年昌。志铭存谱，愿后世勿忘”来看，此文更像《墓志铭》。
十、新修谱中几乎页页用了“共和”二字作为纪年，其实这不妥。“共和”二字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与时间（更与纪年）无关，也不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因为没有这样写简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才用的是公元（公历或阳历）纪年法，但在实际运用当中，采用的却是阳历与阴历并用法，之前的标准纪年法，如1949年应写为“民国三十八年己丑某月某日某时”。1950年1月1日用阳历的标准写法应为“公元1950年1月1日生（卒）。前面用“公元”二字，当然，二字也可省略。由于家谱的传统纪年法是阴历，所以，如公元2013年1月1日，在家谱中的标准写法是“2012年壬辰11月20日生（卒），前面不用公元二字，但必须写“壬辰”（表示干支纪年法，即阴历）二字，其余以此类推。而您新谱中的纪年法没有统一。
十一、新修谱中的文章，包括新、旧序，有的通篇无标点，有的留了标点的位置，却没有打标点，有的又打了标点。我认为都应打标点（古文断句断错了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便于族人阅读。
十二、新修的谱序中，其内容大多雷同，价值不大，浪费篇幅，我认为一部家谱，当代人没必要写那么多内容相似的序，有两三篇就可以了，一篇纵向阐述邓氏历史，一篇横向阐述各支邓氏的情况，一篇介绍此次修谱的详细经过。现代序的落款也应注意，先写谱名，后加括号写通用名，不要带“氏”字。
十三、当代活人不要去立传，这会使人觉得是在美化自己，古人就有盖棺才能论定之说，如果某些宗亲在此次修谱过程中出了力，可在后记中加以说明，让后人不忘其贡献。
十四、谱中的姓氏字不能简化，如卷三首页，舜诚公妣谈氏，这里写的“谈”氏，乃是江西新建县厚田乡著名的“谭”氏，南昌旧谱记载，“舜诚娶厚田谭家谟之女”。“谈”与“谭”在百家姓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姓氏，“谈”徵音，广平郡，系出籍氏，“谭”角音，齐郡，系出嬴姓。其他的如“萧”氏不能简化成“肖”氏、“魏”氏不能简化成“未”氏、“戴”氏不能简化成“代”氏、“蓝”氏不能简化成“兰”氏等等。
十五、谱中是要用简化字还是繁体字，标准要统一，如卷三首页“天骑公”的“骑”字是简化字，而其孙子“廷宝”的“宝”字又是繁体字，这种情况在同一篇文中经常出现。
十六、卷一第七页序中“暨商王第十世君小辛君之幼子也”。应改成“暨商王第九世孙祖丁之幼子”，改句与卷一第43页同，对商王也不宜用“君”来称呼。此序中“禹封酂侯兼封高密侯”一句也不妥，应改为“禹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没有听说古时一人有同时兼两个侯的。
十七、卷一中的“邓氏续谱引”一文（见203页），我觉得有一定的价值，文中说“骧甫公从郡南（郡城邓氏位于新建县之南）迁亦十余代”，郡城基祖为邓禹第二十七代孙邓汉，骧甫为邓禹第四十代孙，中间相差十三代，与序中所述相符。“今邓氏谱（应为“诸”字）君子以继先人之志，以叙旷（应为矿的繁体字“鑛”字）支之系，合修大成谱”。可见当时确实修了大成谱（应是遄、遐二公系下）。从落款：“康熙戊申（1668）年岁春正月”来看，大成谱应是康熙丁未（1667）年修成的，可见大成谱已修了三百四十年了。我想，苍天如有眼，祖宗的神灵能保佑，哪支邓氏还能保存一套大成谱的话，那将是邓氏之幸！祖宗之幸！
十八、我觉得卷一与卷二应分开装订，卷二的目录不应放在卷一目录的后面，而应该放在卷二内容的前面。
十九、谱中的相片应放在一处，不要分几个地方。
二十、最后再谈谱中几个字的考证问题。１、“鑛”字，邓禹第二十七代孙邓汉，字叔鑛，其弟洲，字叔铎，鑛的简化字是矿，许多家谱把叔鑛简名为“旷”或“钅广（实则无此字）”，有的干脆写了另外一个字代替；２、卷三中德新、德可、德杞三兄弟中的德杞号“呙林”，我认为这呙字应是乔字繁体字的下半部分的简写，抄谱时漏抄了上半部分；３、同上，德杞之子廷瑞与德杞侄子即德新长子同名，这不可能，南昌大洲旧谱载为廷瑀，“瑞”与“瑀”二字偏旁相同，右半部分也差不多，抄谱时也易抄错；４、德新之曾孙文忠号“沅乐”，南昌大洲谱载“濂乐”，“沅”应是“濂”的简写而成的，二字音相似。当然，“沅”不是“濂”的简化字，修家谱有先有后，后修的家谱在抄前修的家谱时，不可能把原来简单的字抄成复杂的字，反之却很有可能。
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春方宗亲原谅。2012年10月29日
20、就家谱的考证及续修与宗亲们交流（五）
邓必哲
承义宗亲您好:
感谢您又寄了一本新修的麻邑西乡伯贤公系下的邓氏宗谱给我。
该谱无论是从外观的制作还是里面的内容我认为都比较新颖。
首先，是红色的外包装进行了过塑，所以手感十分舒服。其次，谱中的世系图横排十世一提，与我《江西邓氏简志》（以下简称《简志》）纵向十世一提都是一个创举。第三，世系从邓禹而未从曼季开始编起，保留了传统不随大流，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
现就谱中的内容我们再来进行商榷商榷。
一、谱中世系考诸卷的各框中的最上一行有四个栏目，即世次、上世派名、本世行名、简介。行名也应写派名，行名与派名不是一回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行名不是名，它是行号中的一个字加上一个个位数字构成的，如行鹤九，它仅表示同一家族中同一辈人的排列次序。派名则不同，它是家谱中正式的人名，是派号中的一个字加上一个人名字（或反之）构成的，也叫谱名，如仁甫就是派名或谱名，而非“行名”因那一代（公著、公省两兄弟下八代）宗亲是以“某甫”或“天某”为名的。如宣甫、明甫、申甫、良甫、荣甫、俊甫、杰甫、茂甫、萃甫及天骑、天禧、天礼、天禄、天祚、天祈、天视、天福、天祉、天祐等。
二、谱中每页顶格的写法
1、从第105页起，每页顶格写法不一样，之前为“南阳邓氏宗谱 六古堂”，之后则为“邓氏宗谱 南阳堂”，二者不知有区别否，作为堂号，用古时的更好，其中“南阳邓氏宗谱”中的“南阳”二字可删去，因为邓氏除南阳外没有第二个郡望，这犹如谱中的每个邓氏人名都省去邓字一样。
2、为了能快速查找某支某位宗亲，从133页起单页顶格可写各支系的名称，如从133页起写“上分塔寺山必建公世系”，从185页起写“邓家宕必立公世系”，以下依此类推，双页顶格则统一写“邓氏宗谱 六古堂”。
三、从第六页“始祖禹公仲华大人赞”一文的作者瞻宝（邓禹第五十三代孙）及其五代孙咸宁（邓禹第五十七代孙）来看，此二人所在的邓氏支系，采用了清初南昌地区的“翘瞻万里国，咸沐九重纶”的字派，估计二人是和义邓氏之人，因为新建县和义邓氏用的就是此派号，或者说，江西德安的邓氏（《简志》的修订本共收录了德安21支邓氏的简介，其中仁甫公系下16支，余则属信甫公系下）是从江西新建县和义邓氏迁去的，而和义基祖仁甫公又是新建县郡城邓氏之人（参见此谱125页仁甫、舟才的简介），所以，查资料应尽量查原始、原地的资料。
四、关于第七页“南阳邓氏北南二宗后裔联谱序”一文
1、此文题目范围太广，因为此谱所涉及的支系及宗亲只是公著、公省后裔的很少的一部分，且此谱仅有公省的后裔。
2、第一行“已”字应删去。“终止”二字之后应为逗号。“它是中华传统之精华”可改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吾族自炎黄开基以来”等字中，“炎黄”二字范围太广，或可改为曼季或邓禹都可。四行“麻西邓家榜的基祖泰公”一句，泰公在此谱中通篇未涉及到，所以此序也就不叫联谱序了。六行“十二世嫡孙贤、泰二公”，谱中是称贤公还是伯贤公，称呼要统一。七行“泰公之叔祖舟才公继仁甫公为嗣”也未在谱中体现，即舟才原来为谁之子。十行“地隔世癸”或为“地隔世睽”。十一行“客观”一词之后应加“原因”二字。十三行“列祖列宗有知”应为“列祖列宗如有知”。十四行“祖莹”应为“祖茔”。
五、关于“上分七修宗谱叙语”一文
六行“自二世起，兄弟二人”此句来的突然，因前面未交待，可改为“自二世起，仕忠、世逵兄弟二人”。十五行“分列”应为“分裂”。十六行“于六月二十日”应为“于该年六月二十日”。十七行“副总理事”后应加“即”字，或整句拆成两句说。“纪要”后应加“形式”一词。十八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此句指代不明，或应把“他们”改为“下分部分宗亲”。十九行“音尤在耳”或为“音犹在耳”。二十行“而”字应用“就”字更好。二十五行“宗谱”或称“支谱”更准确。最后一行“就是”应改为“也是”。接下去的一句十分冗长，或改为“后来，他们未经上分宗亲的同意，硬将珍公以下的十世直系祖先改成了别支祖先，同时，也未按修大成谱的程序进行操作”来的清楚明白。第十页第三行“拒不”应改为“拒绝”。“绝非意气”后应加“用事”二字。四行“其因诸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自己的祖先，千百年来，我们宗谱上的二世祖是珍公”，“其因诸多”几字下文并未说明有哪些原因，所以这几个字应删去，另外，此句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没必要，或改为“数百年来，我们宗谱上的二世祖是珍公”即可。五行“历史上为了抬高本家族的地位，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将自己的草民之祖改为官身之祖，是可以理解的”此句不能论证把珍公改为训公这一问题，因为珍与训同为禹公之子，况且珍公由于是老三，而自动受封了国，训公是老六则没有这么幸运，所以此句意思论证反了。九行“珍国候裔”中的候字应为侯字，此谱中的侯字基本上都写成了候字。十三行“另有六修宗谱之时，正值国家政策、经济转型之际，人们的思想、行为并没有今天这样开放”或改为“另外，六修宗谱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今天这样开放”来的简洁。二十行“应届续修虽属无赖，亦有诸多欣慰与喜悦”一句，“赖”或为“奈”字，“欣慰”与“喜悦”两词意同，应删去一个。“先是追根---天性”一句因删去，因为有先却没有后，同时与下句不连贯，删去之后，在下句之前加一“如”字，与此说明下句是举例子。二十五行“再有收族归宗，不让祖宗血脉殒落他乡是修谱的重任职责”一句可改为“另外，收族归宗是修谱的重要职责”。最后一行“秋雨濛濛”或为“秋雨绵绵”，一般情况下，形容春雨用濛濛，形容秋雨用绵绵。十一页“不意洽遇”应为“不意恰遇”。
总之，文章写完以后，应反复修改，使文中的语句、用词、甚至标点少出错。在此仅修改了两篇文章，余则自己修改。宗谱是一种纪实的文体，因而文中带有描写性的或感情色彩的句子，即主观性的句子尽量不用。
六、关于“上分麻城伯贤公裔续修联南阳和义邓氏谱序（首修）”一文
五行“吾祖伯贤公自饶州瓦屑霸吉安府吉水县太平里复寓德安和义而徙麻城”一句，原文并无饶州迁往吉安之意，而译文中却有，序中怎么就没提南昌而首先提饶州瓦屑霸（译文中说了瓦屑霸是移民的集散地），如果是在此地去了湖北，没有必要绕大半个江西才去，退一步说，如迁到了吉安，要去的话也应是湖南，因为当时移民是就近原则，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都缺少人口。同时，译文中省略了“和义”这一关键性的地点，连序名都有“和义”字样。和义邓氏是江西新建县著名的邓氏，与溪头邓氏相距不远，两支邓氏人口众多，在我的《简志》修订本中有些介绍。我感觉写此序的作者在关键的地方未能理清头绪，使后裔莫衷一是。
七、第79页“据江西德安老谱记载，伯贤公---于至正二十三年携妻带子由江西吉安县太平里经德安迁居麻城---”一句，此处怎么没提瓦屑霸呢？另外，元末大动乱，湖广百姓遭殃最甚，许多地区百里无人烟，当时百姓躲都来不及，伯贤公怎么就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呢？大量移民是在明初以后开始的，因为那时无战争，政府需发展生产，所以上句话是否有误。
八、此谱未具体记载仁甫公嗣子舟才公原来的情况，请您老参阅《简志》中的世系篇，从中你可以发现，仁甫是公省后裔，舟才是公著后裔。
九、江西新建县郡城邓氏谱记载，仁甫、舟才的一些情况，现摘录一点。仁甫，字慈孙，赘赤海李氏，居和义巷，子：舟才。舟才，字士玕，元至顺二年辛未（1331）生，元至正庚寅年（1350）殁，葬南埇土地冈，赘赤海李氏，葬赤海西平，公居和义，为和义基祖，子敬礼，女月英，适李从本，多有懿行。
十、我看过许多地方的家谱，包括你们湖北的，发现有共同之处，即仅记载某一祖先的人名、配偶的姓氏、子的数量，偶尔载葬地，这几个栏目太简单，而我们南昌地区的家谱记载了祖先及配偶的生卒年、葬地、葬向、子（甚至女）的所有数量以及女嫁何处、何人、媳娶自何处、何氏等资料应有尽有。家谱记载简单易造假，一旦有错就全错。如果祖先迁出时嫌麻烦，反正祖居地有记载，那么，到了落籍地以后，还这样写，未免有些遗憾了。
十一、第103页祭祀活动祝文
此文有四篇类似赞的短文，不知是旧作还是新作。
1、“再徒和义”、“迁徒西陵”，“徙”字都写成了“徒”字。
2、类似的文章一般均为韵文，我觉得前两篇不如后两篇，第三篇押标准的ang韵，第四篇押标准的i韵，而一二篇则很乱。
3、三、四篇的“神位”、“神诰”是否可改为“祖位”、“祖诰”，因为“神”是虚无缥缈的，“祖”则是实实在在的，后嗣祭祀的也是祖而不是神，
4、“九溪声远，六古名鸿”可否将“九溪”与“六古”互换，因“六古”在先（父辈），“九溪”在后（子辈）。
5、“故郡新野，旧封豫章”可否将“故郡”与“旧封”互换，因邓禹初封酇侯时，酇县就在当时的南阳新野附近。王勃的“滕王阁序”打头的一句是“豫章故郡”。
6、“流芳百世，蕃衍无穷”一句也应互换，因为只有蕃衍无穷，才能流芳百世。
十二、此谱第128页伯贤、仕忠、仕逵三人的生卒年大多是不存在的，望去与历史纪年表核实。
十三、不该删改之处
1、此谱在引用我的《简志》中的朱熹序时，有意把“遐晚年析居西山潭源”这关键性的话删去了，使本来明白无误的话变的含糊其辞了，使后嗣的争论更加复杂。
2、此谱48页在引用我《简志》中“邓氏入赣”一文时，又把二世祖训公改成了珍公。在我已发现的这两处删改之中，不仅有悖于我的本意，而且增加了争论的范围。这犹如您老在此谱序言中所说的“别支宗亲硬要把谱中的珍公以下十世祖先改为别支祖先”而愤愤不平是一样的道理。您老以为如何。
最后，在蛇年到来之际，远在南昌的宗弟我（从您的谱中发现，我们同为邓禹第六十二代子孙）祝您老蛇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欢乐。201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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